这是在北支（华北）某次方面军行动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士兵在完成整编后等待出击时，每个人被派发了一张纸币大小的照片，上面印有八路军领导人的头像。这三个人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因为这次行动由方面军主导，计划进攻太行山腹地的八路军根据地；考虑有可能随时随地会遇到化装成农民或便衣的这三位领导人，或者混入俘虏的士兵中，特地预备照片要求士兵随身携带，一旦碰到可疑人物就对照这照片仔细核查。

一张照片而已成不了负担，所以士兵也就没说什么。虽说不担心北支军（华北方面军）的钱包，但给参加战斗的全体官兵印刷并配发好几万张照片，这笔经费应该不会白白浪费吧。

可惜，直到这次行动结束以后也没听说真有靠着这些照片让这三人中哪怕的一个落入日军的罗网的消息。

抓一个八路军士兵就已经够难的了，居然还想抓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岂不是瞎忙活吗？

拿着这照片，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一般中国百姓么？甚至日军兵自己也跟着吃瘪。

日军攻入根据地后，把一路上村庄农田里遇到的没来得及逃跑的村民集中到一个地方后，对照发下来的照片一个一个地比了过去。如果发现一个脸长的和照片有些像的，就会想“这家伙真可疑”，给他些苦头尝尝。

如果没发现长得相似的，就会把照片给村民看，并问：“认识他们吗？”。

如果有人知道长相或者名字回答说：“认识。”就会把他当作敌特，不管他怎么辩解都会拷问到半死。如果村民回答不认识的话，就会说：“怎么可能不认识？！一定是撒谎。”这样又会被日本兵打上一顿。

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最后一般民众都会因这照片倒大霉。

（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在美利坚枪口下跑的是越共，站着不动的是精锐越共？）

后来我们中队在山腰处休息。小队长要检查携带物品（出发前经常要求检查），目的是确认新兵是否携带指定要求配发的照片。结果同期入伍的一等兵T从胸口口袋中掏出来的照片和配发的搞错了，是一张美国女演员狄安娜·窦萍（Deanna Durbin）的明星照。（这位女演员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丹凤还阳》女主角）

明星照大小和配发的照片差不多，所以一等兵T一不小心就拿错了。

本来他如果马上换回来的话就没啥事儿，可惜运气太差刚出手就给掉地上了。

小队长看到这个脸气得通红活像煮章鱼。

“把美国佬的照片藏得那么好，却把部队给的照片掉地上，这表明你军人精神太松懈啦！”

士兵如果要转移到其他什么部门，手续很简单。只要穿着衣服，带上配发的武器和私人物品到对方部门报上自己的大名，当天就能保证你的睡觉地点和饭食供应。我从山里到了保定的司令部，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传令班。

一个旅团下属四个独立大队（长官军衔为大、中佐（上校、中校）），一般我们都把这些独立大队叫做部队。我所在的传令班就是由部队的士兵和原属一百一十师团（鹫）残留的士兵混编而成，人数大约有20名。不管是呆在前线山区里还是在后方配有电灯的司令部里，士兵的生活依然是一样的。可能是和朝夕相处了两年的战友分别，我还多少还有些念旧；虽然还是在军队里，但一个人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心里对这个新巢穴还是会有些抵触。

所谓传令班是指在司令部里各部门下，比如作战、情报、人事功绩、财务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士兵组成的班。这和军官的专属执勤人员有区别。吃完早饭每个人就分开去各自工作的地方，到午饭时又回来，接着再继续干到晚上；工作性质有一半类似于办事员。因此传令班的士兵当时有很多都出自红门（东京大学）或者有名的私立大学。

可惜不管出自哪家大学还是会被没学历的老兵打耳光，所以军队里比起学历更注重的还是资历。在前线的中队里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战死，但在司令部应该就没有这种担心。所以对我来说能在司令部当差那是顶好顶好的。

之后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多时间，和山区警备队相比体会到了很多不同之处。转到司令部后我就被命令在情报室任职。情报室任职乍一听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也就是早晚扫个地跑个腿什么的，基本没啥事混混日子而已。

值班期间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印制情报记录。情报记录就是将从各部队汇报过来的敌情与司令部持有的情报比较判断后编制成一本描述司令部辖区内的敌情的小册子，之后发给下属各部队和上级司令部。

把这个东西用蜡纸誊写后印刷出来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油印，我负责的工作就是蜡纸制版（用铁笔写原稿）。部队里都把作战命令等极密资料用手写的方式制成蜡版印刷出来。又因为这些情报记录都属于“极密文件”，所以印完以后蜡板必须全都烧掉。如果操作不熟练的话，印完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手上、脸上沾满了油墨变得黑乎乎的。

另外还得接很多从司令部下属各部队打来的联系汇报电话。都是些某处警备队被多少敌人袭击，结果如何；此外对于派出的讨伐队在何时何地和敌人交战等诸如此类的报告。也有接到过“请帮忙写点能让阁下夸赞几句的战果进去好吗？”这种用给阁下（将官）拎包的副官口吻说的电话。

可惜那时候，无论那支部队都已经没有余力能取得什么战果了。战斗报告中凡是出现日军战死者的都必须报告。一边听着战死人员的名字，一边手写记录下来，这可真是项让人辛酸的工作。特别是听到以前所在中队里熟悉的战友和上官的名字，把他们写在报告上时更是让我悲痛欲绝。

往司令部汇报的内容中还有关于敌情的报告。包括敌人司令部现在位于何方，附近有无部署部队等关于敌人动向的报告。

关于情报的可信度会按照甲、乙、丙的顺序先后排列。日军调查的内容为“可信度甲”，中方的调查为“乙”，从村民口中听到的传言则是“丙”。一般部队都会利用中国人密探来搜集敌人的情报。

很多带着同样目的放到敌区的密探，他们其实也和敌人有来往。在日军和敌人的中间地带，双方的探子就会互相换取情报。因此这些情报还算马马虎虎，基本可以算作乙等偏上的水平。对敌人来说不必特地派间谍到日军处获取情报也能掌握日军的动作，也算个好买卖。

对八路军而言这种预警系统真是太有效了。比如日军为了发起某项行动，先把各部队长官集中到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这项企图当天马上就会传到敌人那里去。等各部队准备完毕开始行动时已经过去四五天了。

那时候敌人已经完全做好防备，挑好地方就等着上门；如果情况不利则会进深山避难，无论采取哪种对策时间都非常充裕。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开拨过去，其结果早就注定了。

万里长征结束时那支只有8万人的武装在经历了13年的发展扩张到60倍——五百万的兵力；这简直就是大跃进。如果把红军时期比作出生到襁褓的话，那八路军时期则是少年到青年，解放军时期可喻为青年到壮年。

八路军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7年的这十年间，这时候的八路军基本都在和日军作战。中日战争初期，在山西省平型关山区里击败了板垣师团；1940年（昭和15年）夏季到秋季，同时发动攻击了日军在华北各地的部队（即有名的百团大战），彰显了八路军的实力和活力。

日军自从被八路军出其不意攻击从而遭受了惨重损失后，就发起了好几次“八路军扫荡行动”，一直深入到位于山西和河北省境内山区里的八路军根据地中。

1941年及其第二年，当时日军在中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由于采取了扫荡行动，这时候的八路军反过来就处于最痛苦的时候。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投入很大力气建设根据地。

在八路军的这十年中，有八年时间既在和日军战斗，同时又在建设稳固根据地。毛泽东也经常举出建设根据地的各种有利条件，如良好的群众基础、优秀的党、优秀的红军、有利的地形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地形，其证据就是：凡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都在日军能难进入的深山里。就以我所处的冀西地区（河北省西部）为例。这里建有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政府（察哈尔省、山西省、河北省），其位于山西省和河北省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

该政府下还有各地区的行政公署、各军区、各县政府到村政府一整套行政机构。

群众组织有抗日救国会，对女性有抗日妇女会，对小孩子有抗日儿童团；诸如此类村民全都被组织成了民兵。八路军会帮助这类村子干农活，还会把农民武装起来去种地，以便随时和日军作战。

在学校里受过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孩子们则会加入八路军，从正面和日军作战。共产党就是这样组织和指挥群众，并将矛头指向日军。

日军对此气急败坏，派出大批军队袭击根据地，不仅放出毒气，还把村子一家一家给焚烧殆尽。但这些举动非但没能消灭八路军组织，反而让他们像雪球一样越滚愈大。

当时日军上层无法意识到躲在中国深山中和藏在地底下不断萌动的革命趋势。到了1944年，日军军力急转旗下，再也无力支持“八路军扫荡行动”。这下就该轮到八路军来进攻日军薄弱的阵地了。于是各地兵力被消弱的分遣队就在八路军的进攻中摇摇欲坠。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在进入抗日战争最终阶段“八路军全面进攻，日军全面退却”之前，日军向盟军投降了。

虽然还有人不甘心全面失败，希望能体面地投降；但日军在当时那种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已经和失败没什么区别了。

八路军虽然只有小米粥喝，手中的装备也比日军低劣得多，面对这样的对手日军已经再也无力挣扎。日军在和八路军打仗的时候，一直采用杀光、烧光、抢光这种三光政策。八路军则针锋相对采用不烧、不杀、不抢的方式来对抗。一支爱护群众的军队，我当时还从没听到过这种事情。就算有这么个军队，里面的士兵又怎么可能做到不伤害一个老百姓呢？

正如先前描述的那样，八路军自建军以来直到现在，正因为有这个一直作为军队根本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才能做到以此为行动指南。（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斋藤记混了）

三大纪律是指：1.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2.一切行动听指挥，3.一切缴获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指：1.睡过的门板要装回去，2.垫过的稻草要放回去，3.说话要和气，4.买卖公平，5.损坏东西要赔偿，6.借东西要还。（蒋：标准版本的八大纪律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八路军并没有规定什么苛刻的要求，只是强调了些理所当然的内容。但和日军相比还是让人感觉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可能是日军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