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资源是有限的：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那就是“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做出取舍”，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我们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做出的决策其实都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一种取舍，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整个微观经济学，它的基本脉络或者说框架都是围绕着这个取舍问题来展开的。当你要面临取舍的时候，你必须放弃某一种东西才能得到另一种东西。

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比较特别，但很好理解。如果你选择了买车，那么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就是你放弃了今年去旅游的“机会”。机会成本跟我们通常所说的成本是两回事，不是说你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而是说你为了买这辆车所放弃的购买其他东西给你带来的满足和收益。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考虑机会成本，而不是光想着做这件事情的会计成本，比如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你也要考虑在你的预算给定的情况下，买这辆车的同时放弃的其他选择和机会。从“资源有限，我们必须做出取舍”这个逻辑中，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说选择是有机会成本的。

边际：“做出取舍”的逻辑中，还会产生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边际”的概念。一个叫“边际收益”，一个叫“边际成本”。 先说“边际收益”。边际收益正常情况下会持续递减，直到变成一个负值。企业也一样，如果一个项目非常缺人，你给它安排第一个人，那就是雪中送炭；当你给它十个人的时候，差不多了；你再给它更多的人，项目整体的效益就开始下降了。换句话说，后面给它的人，并没有给这个项目做出贡献，甚至让整个项目的收益变成了负值，人多了以后人浮于事，就没有效率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边际成本”。开发一个线上课程，开发和运营成本比较高，但是课程上线后，就不需要再过多投入，多一个听从购买，增加的成本非常少，因为这个线上课程不需要印刷、运输，也没有额外的生产成本，这跟制造业的生产企业就很不一样。对于企业来说这个课程的边际成本非常低。 边际的思维对我们决策很重要，它跟平均数不一样。比起“平均思维”，“边际思维”才是我们选择的依据。因为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继续下去就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最优的选择都是在边际意义上做出的选择。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我们定义了机会成本，然后再在边际上做出最好的选择，这可以说就是微观经济学最基础的思维模式。

微观、宏观经济学：微观研究的是每个人、每个企业如何做出最优的选择，那宏观经济就是这些选择加总起来构成的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变化。

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其实就是“平衡”，也叫“稳定”。宏观经济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两个概念构成的。所谓“平衡”，就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也就是供不应求，那就会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容易造成经济过热；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也就是供过于求，就会出现东西卖不出去的情况，产能不容易实现，容易造成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

总需求：包含了家庭的消费需求、政府的公共需求，也包含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来讲，还要包含海外市场对本国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需求加总起来，叫总需求。

第一部分公司是如何运用经济规律的高薪背后隐藏的逻辑

效率工资正反面：老板之所以愿意支付给员工比市场工资高的工资，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问题，而效率工资就可以在这个时候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所以，如果公司想要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特别是工作性质对自主性、创造性要求很高的岗位，很难靠老板的监督来管理员工的时候，效率工资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华为就很好地实践了效率工资这一理论。 当然在应用效率工资理论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一些问题。比如早年我国讨论过“高薪养廉”制度，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效率工资原理的应用。但是，由于“编制”的特殊性，哪怕公务员偷懒也没办法辞退，所以即使给出高薪酬，也会有大量的偷懒现象存在。在国企里，有编制的员工身上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所以，效率工资一定要配合合理的辞退制度，拿了高工资却不好好工作，就要坚决辞退。如果不辞退，那么偷懒行为会进一步蔓延到其他员工身上。不过，除了在企业层面上，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效率工资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效率工资会使企业倾向于留住自己的员工，进而使找工作变得困难，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流动性下降，也会导致失业率在某些阶段上居高不下。尤其是当经济面临外部冲击和需要做出结构调整的时候，由于工资的黏性很强，降不下来，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之前的效率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减薪会非常痛苦，甚至会带来社会动荡。这也许就是硬币的另一面。

人力资本：教育给你的回报有多大

人力成本定义：简单定义一下，在人的知识、技能、素质等各个方面进行投入，形成的日后可以带来回报的能力，就是人力资本。我们通常说的投入到生产中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等，是经济学上说的物质资本；而对于人的知识、技能，甚至体能的投入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本，它会形成人们在日后创造收入、创造价值的能力。 人力资本理论对个人，国家的影响： 舒尔茨研究了二十世纪30—50年代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发现，从总体上看，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有1/3还多，也就是说，如果GDP整个增长了100元，那其中有33元都来自教育投资的增长。 半个世纪以来，正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策，各国开始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重视普及义务教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尽管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但是政府仍然对教育进行大力投入，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成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中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我们国家也在逐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现在我们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相信大家也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不少省份人才大战、出台各种人才新政的新闻报道。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来说，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面的投资比较起来，投资回报率也是很高的。舒尔茨对早期美国数据的测算结果发现，各级教育投资的年平均收益率是17%。怎么理解17%的收益率？在今天，大家一定觉得17%的收益率相当高，做实业投资或者是金融投资，年平均收益率能超过17%的寥寥无几。 当然在中国，你肯定会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买房子的回报率应该是高于17%的。但是，现在有“房住不炒”的大方针，未来会有房产税等政策，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也都有房产税，买房子的高额收益率其实是很难持久的。那么你有没有听过对知识技能收税呢，谁知识多技能多就对谁收税？我想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政策。 所以建议，最好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样做是最合算的。因为越早投入，就有越多的时间可以享受这些投入带来的收益。所以，学校教育和职业生涯早期的一些投资，对个人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不是说年纪大就不值得去投资人力资本了，现在不是提倡终身学习吗？通俗点说，“技多不压身”，而“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是有其重要的经济学含义的。

OFO破产都怪阿里腾讯？

剩余控制权的归属：OFO的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太多人拥有一票否决权，导致决策失灵。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有一个最终决策者，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有一个老板，否则就会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但是这个老板应该是谁呢？这是真正有趣的问题。是CEO吗？可是CEO有时候还要听董事会的。那是董事会的大股东吗？马云是当之无愧的阿里巴巴老板，但他持有的股份其实只有7%。所以看谁是老板，不是看头衔，而是看他实际的权力。 老板最重要的权力是什么？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叫作剩余控制权的权力。“剩余”顾名思义就是剩下的，为什么剩下的权力反而是最重要的？其实，公司里很多的权力都是事先根据约定或章程分配好的，权力应该是没有什么剩余的，每个人各司其职，负责执行。但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状况，在这种没说清楚的突发情况下，谁有权力拍板，我们就说他有剩余控制权，他才是真正的老板。不管在什么样的组织里，如果剩余控制权归属不清，就会造成老板缺位，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因为比起那些确定性的决策，这些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反而是最重要的。 那么，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剩余控制权该归谁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剩余控制权应该给和这个公司利益最相关的人。比如说，如果这个公司的资金是你一个人自掏腰包投入的，那么你就是和公司利益最相关的人。如果你做老板，你就会深思熟虑后做好每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策失误，你就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亏的是你的钱。另一方面，你也更有积极性，会想方设法去创造更多收入，而且还会把它再投入到公司里面，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付出和最终得到的控制权是匹配的。通常来讲，创始人天然拥有公司的剩余控制权。虽然外部的投资人也是股东，但他可能更关心一些短期的收益回报，可能买了这个公司只是为了转手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但是如果是创始人，他大概率会更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和长期利益。

委托代理：“胡萝卜加大棒”是有效管理吗？

第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方案可以让代理人的目标和委托人的目标一致起来，但是它只在一些简单的单一目标管理场合是有效的。 第二，如果代理人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动机，而非单一的利益动机，那么使用“胡萝卜加大棒”不一定能达到预想的效果，要考虑到利益动机对其他内在动机的“挤出效应”。 第三，如果委托人需要代理人完成多种任务，那么就要谨慎采用“胡萝卜加大棒”，防止代理人仅仅专注于易于考核的任务而无视那些难以考核但也同样重要的任务。比如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既要保护环境，又要发展经济，还要消除贫困，以及防范风险，在面临多目标任务时，地方政府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容易考核的、看得见的项目，以增加GDP，提高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而忽略那些同样重要的问题，比如保护环境。

交易成本：公司的规模是怎么决定的

交易成本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启发。现在的组织形式正在变得更多元，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由于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的技术的不断应用，市场的交易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滴滴的出现。以前的出租车都是出租车公司的资产，司机也都是出租车公司的职工。但滴滴这家公司并没有出租车，也不雇用出租车司机。我们如果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就很明白。由于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现在要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出租车，交易成本变得很低，所以滴滴不需要把庞大的出租车司机群体纳入公司，这样就可以同时进入许多城市的市场，这是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没法做到的。从市场覆盖度来看，滴滴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但由于滴滴实际上并不拥有出租车，也不雇用出租车司机，它的企业边界很小。以后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新技术对市场环境的改变和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事实上，随着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未来小规模的企业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互联网人士所说的，未来的经济社会将是由“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构成的。这是理想的极端情况，但我认为趋势大致是对的。

有限理性：决策者不可能全知全能，怎么办？

到底什么是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我们先要从“管理”这个概念说起，一般我们给管理下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通过人把事情办好，为了达到目标来协调人力、物力。管理的要素包括目标、人员、技术、组织等。管理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是计划、组织、监控、协调等。 在组织的活动中，除去最底层的直接操作以外，其余各层次其实都是在进行决策，所以决策活动贯穿整个组织管理的全过程。西蒙教授认为，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者决策者的人，他的理性其实是介于完全理性跟非理性之间的，所以他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管理人。 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也都是多元的，不仅会受到信息、时间、认知能力、处理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处于变动之中，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状态。在实际决策中，管理人的有限理性常常表现为：无法寻找到全部的备选方案；也无法计算出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同时也不可能有一套明确的偏好系统，这使得他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当中，没办法选择最优的方案。所以管理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只能考虑少数几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情景要素，只要满足了他心目当中期望的水平，就可以做出选择。 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很多决策其实往往都是基于经验，而不完全是基于计算的。所以所谓“最优”的方案，其实是建立在充分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的。我们通常做出的选择或许只是次优的甚至于三优的，西蒙教授把这种选择的结果叫作“满意的方案”，而不是最优的方案。所以简单来说，理性人寻找的是最优方案、最优解。但是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寻找的只不过是满意的方案，或者满意解。西蒙教授在一次演讲当中，曾经打比方解释什么叫“满意解”。他说如果你在一大片玉米地当中，要找出一个最长、最大的玉米，需要测量每一根玉米，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代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标准降低，变成寻找一个可以让你吃饱肚子的玉米，这样就可以大大地缩短搜寻的时间。 自从西蒙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又隔了40年，在2017年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叫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他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这种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塞勒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其实就是西蒙教授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应用。那么，什么是心理账户呢？塞勒教授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次到瑞士去讲学，瑞士方面给了他一个不错的报酬，他很高兴。讲课结束以后，他就在瑞士尽兴地玩了一次，整个旅行使他非常愉快，尽管大家知道瑞士是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国家之一。另外有一次他去英国讲学，英国方面也付给他很不错的报酬。他拿了报酬以后，又去瑞士玩了一次。可是这一次他走到哪里，都觉得瑞士物价太贵，所以这次旅行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为什么同样是到瑞士旅行游玩，花同样的钱，前后两次的感受却完全不一样？其实原因就在于，第一次他把在瑞士赚的钱花在了瑞士，那么相当于把这笔资金放在了瑞士的心理账户上面，有进有出；而第二次他是把在英国赚的钱放在了瑞士的心理账户上，只出不进，同样是瑞士的心理账户，感受就完全两样了。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这个月想买一件衣服，但是这个月已经买过其他的衣服了，那么再想买的这件衣服就属于下个月的，这件衣服不算在这个月的心理账户中。 那么理性的思考应该是什么？是赚的钱归赚钱账户，旅游消费归旅游消费账户，这两个心理账户要分清楚，不能混在一起。 尽管有限理性更贴近于现实生活，但是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依然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粗糙抽象。这就好像地图不可能和现实当中的地形一模一样。有限理性修正了比较完美的理性人假设，拓宽了我们经济研究的思路和范围。在工作或者职场上面，千万不能拿有限理性作为我们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工作，不拼搏、不追求的借口。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地去追求完美，不断寻找更好的方案，做更新的尝试。尽管西蒙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他本人反而是学富五车，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新的领域。尽管由于信息不完备，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但我们一直在不断追求理性的路上。

MM定理：公司缺钱，应该借钱还是发股票？

一些优秀的企业选择发行债券，而不是股票，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总体上发行股票是成本最高的一种融资方式。如果企业的盈利比较稳定，原股东不愿意因为发行股票而引入新的股东来分享他们的高额利润，而情愿在需要的时候，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或者发行债券，以支付固定的、相对成本较低的利息来融资。 2.如果公司上市，企业的所有权和决策权就会变得分散，原来的企业所有者就会受到其他股东，或者股东大会的掣肘。有时候为了股东所希望的短期利润，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得不牺牲公司的长期发展。 3.严格的信息披露会导致公司的重大决策和关键的财务数据不能保密。同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高管们的行为，也会受到监管。前几年就有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因为违规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获罪判刑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 那么，一家企业到底应该用贷款的办法或者发行债券的办法来借钱，还是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这是非常有趣的，也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它涉及公司金融学（CorporateFinance）。这个理论我们简称为“MM定理”。 这两个“M”是对这个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两位经济学家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第一位是莫顿·米勒（MertonMiller），第二位是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Modigliani），两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两位对公司金融的开创性研究，主要就是讨论公司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取舍，不同的融资方式的选择到底是基于什么？米勒在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上所做的贡献相当重要。在他之前，公司金融学还没有成形，学科体系非常混乱，很多学派各持己见。在米勒的文章发表以后，公司金融学开始走向有序，走向规范，同时也改变了企业制定投资决策、融资决策的模式。所以MM定理从理论上对企业价值、融资成本、资本结构、现金流量、风险等这些重要的财务概念，做了非常系统的分析。 为了讲清楚MM定理，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假设有A、B两家企业，它们的业务和产品完全相同，但是两家企业在融资的时候，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融资方式，A公司发行股票，B公司发行债券。如果你是分析师，你需要给这两家公司进行估值，你觉得哪家企业的价格应该定得更高一些？ 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在学完了MM定理之后，相信你会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分三步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步，假设有一个完美的没有摩擦的世界，其中没有税收，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个非常完美的金融市场中，企业的价格就应该等于企业未来价值的贴现值。因为两家企业业务相同，产品相同，现金流也是一样的，所以A、B这两家企业的估值应该完全相同。在没有摩擦，并且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一旦A和B两家公司的估值出现价格差，就一定会有人进行无风险的套利，卖出价格高的，买入价格低的，直到这两家公司的价格完全相等。 这就是MM定理的第一个推论：一个企业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它未来创造的价值。所以无论你是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其实对企业的价值是没有影响的。米勒在获得诺奖的时候曾经比喻：一个公司的价值就像一块比萨，它取决于面粉和水的多少，至于是切成四块还是六块，对比萨的大小，也就是对这个公司的价值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第二步，在完美世界当中引入“税法”的概念。发行股票是没有利息的，而发行债券是有利息的，而且所有的利息都可以抵税，这就是常说的“税盾”。利息所抵扣的金额实际上会增加企业的价值，所以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B公司，它的估值应该高于A公司。显然税负越重的地方，就越应该选择用债券来融资，因为这样会提高企业的价值。 这就是MM定理的第二个推论：在存在税收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价值会随着债务融资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增加的那部分价值，理论上就等于利息乘以企业的税率。 第三步，在引进了税制这个基础之上，引入“破产”的概念。我们知道企业的债务过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一方面银行不会向债务过重的企业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无法支付利息，那么这个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破产风险越高的企业，越不值钱。 可以看出MM定理的第三个推论：当债务较高，存在破产风险的时候，一个企业的价值会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下降，而下降的价值等于公司的总价值乘以破产风险。 这就是MM定理的三部曲了。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它用一个非常简洁的框架解释了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可以用MM定理作为看待现实的金融市场和公司融资的概念框架，去还原现实中比较复杂的企业的融资决策。 当一个企业的现金流不稳定的时候，比如高科技、生物制药公司，或者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之下，企业应该增加还是减少它的负债？当企业的利润率很高，但是投资机会不多的时候，应该增加还是减少企业的负债？预计三五年就有盈利的时候，企业应该用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的方法来融资？

第二部分家庭生活也离不开经济学思维

两个孩子分蛋糕，怎么做到每个人都满意

两个孩子分蛋糕，怎么能保证两个合理的分到蛋糕呢，你切我选，这样切的人就会尽量要按照平均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你认为这种逻辑可以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一切麻烦，你就高兴得太早了。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的人与人的交往当中，看不到或者极少看到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利益的分配？假如你经常要和别人分蛋糕，而且每次你都要提出用这种方案，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道理也很简单，这种方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自私和贪婪暴露出来了。现实当中没有人希望向别人展现我们贪婪或者自私的一面。除了获得眼前的物质利益，我们还渴望得到其他人的信任、理解，尽可能多地向其他人和外界展示我们的善意。你也许会问，人类为什么需要向自己的同类展示善意呢？因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文明，主要是因为懂得相互之间的协作。如果人人都是孤立的，或者是视他人为地狱，那么我们人类和野兽的区别就不大了。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协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 所以，你要表达善意，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切蛋糕和分蛋糕这两件事情都由你一个人来做，把这个蛋糕切成不同大小的两块，自己留一块小的，只有这样，你的善意才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简而言之，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很不喜欢赤裸裸地来谈利益的分配，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谈钱伤感情”。况且，任何基于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所设计的机制，在现实中都有巨大的漏洞。 李鸿章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的时候，曾国藩曾经给他讲过一件事，李鸿章说他受用终生。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一户人家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让儿子到集市上去买点饭菜、水果准备午餐。谁知道已经过了11点了，儿子还没有回家，父亲就很着急，跑到村口去看。他发现儿子挑着菜担和一个货郎僵持在一个田埂上面，田埂两侧都是水，又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过。两个人都不愿意下到水田里去，所以就僵在那里，两人都过不了。父亲就上前礼貌地和货郎商量说：“朋友，我家有客人要准备午餐，你往水田稍微让一步，让我儿子过来怎么样？”这个货郎就说：“这是什么话，你儿子就不能让我先过？”他父亲说：“我儿子个子比较小，下田怕打湿了这个担子，你的个子高也不至于沾到水。麻烦你先让一下。”货郎就说：“你儿子担子里也不过就是一些食物，就算湿了也能够吃。我担子里是北京、广州带来的一些贵重的物品，万一被水打湿了，就不值钱了，对不起，我不能让。”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大家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很难说服别人来考虑你的利益的。我们开车的时候，一直强调说礼让三先，道理也在这里。如果你强调你的利益，我就会强调我的利益，最后就变成了僵局。 所以，这个时候父亲就想了想说：“那么我先下水，朋友你把货担给我，我顶在头上，然后你就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旁边绕过去，我再把这个担子递给你，你看怎么样？”说完这个话，父亲弯着腰去脱自己的鞋子、袜子。货郎看到这个情形，突然觉得非常过意不去，说：“算了，老先生，你也不要费事了，还是我先下水，让你儿子过去。”于是僵局就打破了。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发现当事人双方的利己之心都被唤起来以后，麻烦是解不开的。但是对于是否应该照顾老年人，所有人是有共识的，所以他就迅速调整他的策略，改为表达善意。当一方表达善意的时候，那么另一方也会选择表达善意，原来的僵局或者麻烦就迎刃而解了。 总而言之，如果一种机制运行的基础，是强调个人的自私和贪婪，而没有留下表达善意的空间，那么这种方案即使是可行的，也未必是有效率的。

婚姻是一份合同，什么条件下应该签

众所周知，第一次对婚姻做出比较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在1981年出版了《家庭论》一书。在这本书当中，他把婚姻看成一种市场行为。因为事实上婚姻双方的各种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经济学关于“成本—收益”的分析逻辑。也许婚姻的当事人并非真正地按照所谓“成本—收益”的测算来做出选择，但是很多选择的做出，它背后的思考逻辑非常吻合经济学关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贝克尔对婚姻做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婚姻的成本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交易成本。比如说我们要找朋友，我们要了解对方，我们要准备结婚，要举办婚礼等，这个成本大家也不要小看，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举办婚礼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所以这些成本不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类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因为结婚要寻找对象，而可供选择的范围其实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小李温柔善良，小王美丽大方，可是我要选择其中一位，就要放弃另外一位。所以说我们选择跟谁结婚，其实是有机会成本的。 婚姻的收益主要来自婚姻的双方互补性。比如说婚姻双方在生理上需要有互补性，要生儿育女，要进行很多的情感交流，等等。在整个社会分工还不太明确的时候，一对夫妻组建一个家庭，就相当于他们共同组织了一种生活的方式，甚至生产的方式。所以你可以想象丈夫这个角 {MOD}不仅仅是丈夫，他同时还可能是一个猎人、一个水电工、一个泥瓦工，很多生活中所需要的角 {MOD}都要由丈夫来扮演。妻子这个角 {MOD}你可以想象她是一个洗衣工、一个做饭工或者是奶妈等，她也把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很多的角 {MOD}都整合到她一个人身上。 所以婚姻双方组建了家庭，实际上等于把这些角 {MOD}都内部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男女组成一个家庭，就可以扬长避短，产生一个互补的效应。他们从婚姻当中所得到的收益，应该远远大于他们独自生活的收益，所以婚姻当然是一件非常合算的事情。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婚姻的，比如从管理的角度。如果从“组织”这个角度来看待婚姻，那么婚姻是一种规模最小的组织形式，因为只有两个人，而且是一种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从最早的群婚制开始，人类的历史逐渐发展，最后都选择了一夫一妻制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婚姻形式。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一夫一妻制？因为一夫一妻制在经济学家看来，使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够保持一个组织的稳定性，使得整个行为具有一贯性。

家庭其实是个分工协作单位

现代社会里，家庭的分工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这种夫妻双方角 {MOD}的变化，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它的基本原理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今天讲男主外也好，或者女主外也好，其实都是家庭对外部的条件或者内部的因素的改变所做出的一个合理的调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的分工其实跟国家的分工在逻辑上是一样的，它是由内生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存在一个给定的所谓合理的家庭分工的模式，不随时间或者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实际上正好相反，家庭内部的分工变化，其实是对影响这种分工因素的改变做出的一种调整，从而使家庭的分工变得有效率。 所以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女人从来不是必须带孩子的一方。谁带孩子关键是看双方各自的情况，以及在外部条件发生改变之后，他们能否做出一个更合理的调整。今天我们经常会听说“全职先生”或者“全职太太”，这种说法跟他们所面临的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家庭分工的那些因素的改变还是有关系的。目前来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还是男人赚钱养家居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已婚妇女中75%是家庭主妇。在日本，家庭主妇比例比较高的时候是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占了已婚女性的60%。 日本现在大概有四成的已婚女性是家庭主妇，这当然具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内生的结果。但是它所遵循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改变的，这个原理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家庭论》中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贝克尔在书中提出，家庭的分工是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时间上的理性配置结果。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固定差异，导致女性主要在提高家庭的生产效率，特别是在生育、照料子女的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方面具有优势；而男性更多地在提高其市场活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方面具有优势。换句话说，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上，比如做家务、带孩子上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上会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只要任意一方在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的边际产出上，能够寻找到一个接近于均衡的点，就完成了一个家庭的分工。 曼昆（N.CregoryMankiw）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当中讨论过家庭分工的改变。他就是用比较优势的原理来讨论，家庭当中夫妻双方应如何进行分工，才能实现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国家面临和其他国家在生产和投资上的分工，跟家庭面临的内部分工，其实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国家或者个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彼此之间的贸易，来解决各自的短板、资源的稀缺，或者在某一个领域中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互依存或贸易之所以合意，就是因为它们可以使每一个人享用更多数量和品种的产品与服务，而不受到各自局限的影响。这个道理在家庭的分工中依然适用。在家庭分工中，谁擅长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所以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就用这样一个原理来讨论家庭的分工。夫妻双方的角 {MOD}应该是什么样的，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谁更擅长做什么，这样分工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来形成这种家庭内部的分工。说到比较优势，我们就必须提出另外一个更早在经济学家的头脑当中形成的概念，就是“绝对优势”。

“要不要生孩子”的收益成本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这篇著名的文章。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整个家庭的生育决策，其实也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贝克尔认为孩子其实是耐用消费品：作为一种商品，孩子能给父母带来极大的效用；孩子是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可爱动人，可以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孝敬父母，使人老有所养。所以尽管养育子女要花费很大的心血，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生孩子。 既然孩子是宝，是不是说多多益善呢？贝克尔认为生孩子就像生产商品一样，也要花费代价。在落后的地区，妇女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相当低，并且孩子的抚养费用相对来说也少，所以人们可能愿意生更多的孩子。而发达地区人口的出生率更低，因为这些地区养育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一般的家庭不太容易承受，所以这时候生小孩的愿望就大大地降低。 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按照贝克尔的说法，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是由其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个人因素来决定的，“让家庭自主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总而言之，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基于生育子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做出的理性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分析一下生育率下滑背后的原因。现在很多人都抱怨说养不起孩子，网上也曾经有人说，越穷越生得多，越富越生得少。年轻人现在往往只强调前者，不说中国过去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即便在欧美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率也是下降的。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日本、韩国。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意愿都有大幅度的下降，所以生育率的下降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现象。实际上，通过宏观的数据来看，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生育率下降得越多，而且绝对水平显然比欠发达经济体要低，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生育率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成反比的。 其实解决养老问题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补贴穷人，让他们去多生孩子，因为他们的养育成本低，生孩子就很合算；另外一条路就是断掉民众的后路，让没有孩子的人老无所依，为了自己，他们也许会选择去生孩子。 为什么目前放开二孩或者三孩，甚至鼓励生育，都很难让民众去更多地生孩子？因为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是递减的，这是一条铁的规律。

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职业选择

如果张三和李四打架，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而你是这个案子的法官，你可以让张三交一笔罚款，或者把他拘留一段时间，你会选哪种惩罚方式？通常，我们对法律的看法是维护正义，但直白一点说，就是一种报复主义。在这种视角下，犯罪的惩罚力度应该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不成比例的惩罚就是错误的。这也是法学家通常对犯罪与惩罚的基本看法。 但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一样，他们将理性分析的框架代入分析中，出发点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每个人的福利加总起来要最大化。犯罪之所以是一件坏事，是因为——第一，它会带来直接的损失，比如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第二，它还会带来我们预防犯罪的成本，也就是我们要用纳税人的钱去雇用警察、法官、检察官，建造监狱，雇用看守人员来预防犯罪。 这两个层面加起来就构成了犯罪的社会成本。所以，站在福利最大化的视角，经济学家认为，好的法律就要让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理论上讲，针对每一种犯罪和不同的犯罪群体，都可以定制一套最优的工具，来使得犯罪率达到我们设想的最优解，也就是社会成本的最小化。针对张三打破李四鼻子这个例子，经济学家的建议一定是罚款，而不是拘留。因为罚款一定可以达到跟拘留相对等的威慑程度，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这个罚款数额已经大到犯罪分子没有办法支付。但是从成本角度看，罚款比拘留划算多了，因为收罚款几乎不需要成本，而且收100元罚款和收1万元罚款的成本也差不多。但拘留需要建造监狱、雇用警察，成本高昂。 除了罚款这种形式，根据最优惩罚的原则，关于惩罚力度的选择，经济学家也提出，应该差别对待不同的群体，这样才能做到相对公平。经济学家建议，对于年轻人容易犯的罪行，还是多加强警力会比较有效。把经济学引入法律，我们就会听到所谓“最优犯罪率”这种有些奇怪的说法。一旦了解背后的逻辑，你就会发现，这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目标进行的一种权衡和选择。它背后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计，包括怎样立法、怎样合理设置警力、怎样设定罚款力度，等等。

第三部分投资要掌握的经济常识 应对投资风险，先理解什么是分散投资

经济学家托宾所提倡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比喻。这个比喻其实跟巴菲特所倡导的，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应该不要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的理念是一样的。在未来的时间里，分析一下分散投资的决策，优化自己的投资组合，能够在经济学思维课的学习和现实投资上面实现双丰收。

有效市场理论：股票人格到底反映了什么了？

从本质上讲，股票其实是我们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一个凭证。股票之所以有价值可以买卖，是因为这个公司未来会有收益。 事实证明，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基金都跑不赢大盘指数，比如说标普500指数，因为这个指数是一个分散的500个股票的指数。换句话说，如果股市更多的是一个随机游走的现象，那么专业的投资者不见得能够比其他散户的投资更聪明，因为专业投资者往往不太喜欢把投资分散在更多的股票上面。 当然我们国家的证券市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应该说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有效市场”假说所基于的环境条件。A股市场可能大部分时间依然处于相对无效的状态，特别是存在大量的内幕消息，而且非理性的行为可能主导了我们的市场。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利用市场的情绪赚取额外收益，好像要比在欧美发达的市场更容易一些。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是不认同“有效市场”理论的，比如我前面谈到的罗伯特·希勒教授，他就更多地从投资者行为这个角度来理解金融市场，可以说是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倡导者。

行为经济学：“避害”比“趋利”更重要？

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损失厌恶。损失厌恶可能是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留下来的一种心理记忆，使得我们本能上对损失掉的东西更看重，而对得到的东西没有那么看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避害”比“趋利”更重要，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心理倾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倾向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替代效应：苹果涨价了我们会吃更多梨吗？

在经济学里面，替代效应指的是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动而引起另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从而导致消费者在他的总预算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要保持效用水平不发生改变，通过调整对商品的需求量来实现这样一个目的。 又比如说你在市场里面买水果，看到橙子的价格降下来了，而橘子的价格没有变化，橘子相对橙子的价格变贵了以后，你可能会选择多买一点橙子，而不是买橘子。对于这两种物品，如果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使得另外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增加，就会产生这两种物品之间的所谓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在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之间大多数都存在着这种可以替代的关系。萝卜贵了就多吃点白菜，大米贵了就多吃点面条，猪肉贵了可能会去多买点鸡肉等。所以一般来讲越容易替代的物品，替代效应越明显，价格越平庸；越是难以替代的物品，替代效应就越微弱，相对来说它就可以保持比较高的价格。 比如高科技产品，它在市场上相对来说就可以维持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因为高科技产品只有在复杂的技术条件下才能生产出来，技术含量比较高，它的替代性就比较低；而馒头谁都会做，相对来说价格就比较低了。价格昂贵的艺术品，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我们都知道它价值连城，因为它独一无二，完全没有替代品。消费者对不同媒介的使用，也可以算作一种商品的组合，你花费掉的时间也有金钱的价值。所以经济学认为时间也有价格，是机会成本的一个货币化表达。 其实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的时候，除了会产生我们前面讲到的替代效应，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效应，就是收入效应。在我们经济学的文献中，收入效应指的就是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由商品的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消费者改变消费数量，从而对商品的需求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还是拿买橙子和买橘子的例子来讲，超市里橙子的价格下降的时候，一方面，对消费者来讲，虽然手头的钱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相对于橙子和橘子的组合来说，你手头的购买力实际上变强了，也就是说你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而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得消费者同时增加对橙子和橘子的购买量，以达到更高的一种福利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 当然收入效应也可以指你的真实收入提高，产生对所购买的消费品数量的一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橙子和橘子能够完全替代，在橙子的价格下降以后，消费者可能会去购买更多的橙子，而不是橘子。当橙子和橘子无法完全替代的时候，那么橙子购买量就会增加，橘子的购买量，因为替代效应的原因，反而会下降。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收入的效应，所以这时候你对橘子的购买量又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在收入效应，你对橘子购买量的最终变化或许难以确定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需要更进一步的观察。 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以后，产生的总的效应，可以分解成收入效应跟替代效应，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来看看利率变化的一个总的效应。如果我们把利率当作储蓄的价格，利率上升的时候，储蓄所得的利息就会上升，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消费者会把原来打算消费掉的钱，索性存到银行里去变成储蓄，也就是说暂时牺牲一下消费，这个时候储蓄会上升，所以储蓄跟利率发生了同方向的变化。但是利率上升以后，存在银行里的钱的利息收入就增加，这种情况下，在眼下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的选择当中或者组合当中，两者或许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毕竟我的期望收入增加了。

市场失灵：同一件商品，为何在不同店里价格可能很大？

不同店家对同一种商品的定价不同不仅反映了他们所出售的商品在质量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出于对价格搜寻的“成本—收益”考虑而没有完全掌握市场上的所有价格信息，进而无法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价格，因此不同商店之间会存在价格差异。提到了这样几个经济学关键词：价格、质量、信息、成本、收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施蒂格勒教授提出的“搜寻成本”，信息不是免费的，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由于对每个人来讲时间成本是不同的，进而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店家、区域会存在价格差异，而这种差异不是由于商品质量的不同决定的。

第四部分贫富的陷阱 穷者恒穷的因果循环

扩散效应是说，某一地区出于某种原因（比如交通便利或者享受特殊政策优惠）而创办了许多工厂，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这个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又向周边地区扩散和辐射，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上升的循环积累过程。比如说，上海对长三角地区以及广州、深圳对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辐射影响，促使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迎来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从而进入到一个良性的积累循环。 回波效应是说，某一地区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出于种种原因会引起其他地区经济的衰落。比如，人才、资金、技术纷纷从落后地区被吸收到经济发达地区，从而使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发达，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越来越衰落，这就产生了一个下降的循环积累过程。比如说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 “环京津贫困带”这一概念是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具体是指，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有272.6万贫困人口的年均收入不足625元。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 那么，如何解决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呢？缪达尔认为，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只善于“锦上添花”，而不会“雪中送炭”。完全寄希望于市场，对经济运行放任自流，只能是等待积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这会使经济发展停滞，因此，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他建议政府扶弱抑强，来个“抽肥补瘦”，熨平回波效应，使各地区齐头并进，共同繁荣。 同样地，打破穷者恒穷，也需要制度做保障。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看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NBA堪称体育产业成功经营的典范，它的体制也成为全球各大体育联赛竞相效仿的对象。在NBA极具个性魅力的体制中，选秀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内容。NBA选秀制度与缪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在制度设计中蕴含着极其相似的精神实质。二者都不拘泥于形式上的公平，其倾力构筑的是起点平等，努力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 我们熟知的两千多年封建王朝也是类似的循环积累因果过程。地主兼并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然后爆发社会危机，最后王朝更替。未来我们要推行的房地产税，理论上会起到遏制房地产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税种，遗产税。世界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但是各国具体执行的遗产税制度有较大差别。总体来看，遗产税制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制。参考已经实施遗产税国家的经验，不论哪种遗产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生起点不平等的问题，促进人生的起点平等。

造成饥荒的原因从来不是食物不够

直观来讲，饥荒、饥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吃不饱，无法摄入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能量。说得学术一点，饥荒的根源在于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这便是对饥荒原因的“食物可得性下降”（foodavailabilitydecline，FAD）的解释。 按照这个逻辑，解除饥荒、避免饥饿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食物产量、增加食物供应。回溯历史，的确也是这样，人口大幅增长的时期必然是食物产量大幅提高的时期，而人口大幅减少也常常伴随着食物产量的急剧下降。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需要基本的生活资料作为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保障便是食物充足，否则便会遭受饥荒、疾病、战争等多种苦难。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仅仅关注了饥荒发生时食物不够这样一种总量特征，而没有涉及饥荒时期究竟哪些人食物不够这样一种结构特征——历史告诉我们，在饥荒肆虐的年代，一部分人腹内空空甚至最后失去生命，另一部分人则几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说得严重一点，“食物可得性下降”假说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即使在食物供给总量没有减少甚至有所上升的时候，饥荒还是发生过，对此又做何解释？这就引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从“权利关系”（entitlementrelation）的视角对饥荒进行的解释。 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解读集中体现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这部著作之中。他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对“食物可得性下降”假说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饥饿只是一部分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都缺少食物——换句话讲，食物分配所造成的部分人群没有食物才是饥饿和饥荒的根本原因。 在他看来，食物供给只涉及可供使用的食物数量本身；而饥饿反映的是人与食物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肚皮挨饿的人丧失了对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的所有权，这种对食物的所有权又间接地来源于他对其他东西的所有权。 阿玛蒂亚·森在书中重点讨论了人对食物的所有权的来源以及它是如何被剥夺的，这种总剥夺很可能造成在社会总的食物供给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一部分人吃不饱肚子的现象。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拥有食物，要么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这时他必须拥有对父母遗产的合法继承权；要么自己种田种地从事农业劳动——这时他必须拥有对土地、种子和农具的自由使用权；要么参加工作获得收入进而到市场上购买粮食——这时他必须拥有对自我劳动的收益权以及对粮食的自由交换权；要么奢望社会保障部门大发善心——这时他必须拥有索取救济粮或救济金的公民权……这些情况数不胜数，但它们都指向了一点，饥荒和饥饿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食物绝对数量的下降，而在于不幸的人们在食物获取过程中各种权利上的缺失。

二元经济：欣欣向荣的城市和萧条停滞的农村为什么共存？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的问题，介绍了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又分成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也就是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应到供不应求，城市需要增加工资才能留住农民工。相对应地的，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趋向消失，这是中国人口转变中的重要现象。 刘易斯第二拐点，意味着城乡的人均收入趋于一致，城乡差别大幅缩小，二元经济趋于消失，真正做到像发达国家那样城乡一体化，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当然，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刘易斯第二拐点并不是一个时间点，可能是一个渐进的时间段。我们刚才说到，中国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把城市化率从60%提高到80%，而户籍城市化率的提高还需要我们解决户籍歧视的问题，其中还有很多政策和体制改革的工作要做。

制度的作用：富裕与贫穷的分流

就“东西方分流”这个话题，诺斯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这是他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诺斯指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 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在此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制度环境，扫清了种种体制障碍。比如，英国最早出现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624年出现人类最早的专利制度，1694年出现全球第一家中央银行，1773年成立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都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诺斯认为，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是否愿意投身于技术创新，就取决于制度安排。也就是说，需要有一种机制对人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技术才能不断进步，所以有效率的制度和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他认为有效的制度和组织才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

第五部分看懂宏观经济 中国人储蓄率高不是因为更节约

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常常假设消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较为稳定的、维持生活的必需消费支出，另一部分则是根据收入变化的、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消费的支出，这个比例就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通常大于0小于1。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不可能只消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边际消费倾向不等于0，而是大于0；而总有一部分收入要用于消费以外的部分，所以边际消费倾向也不可能大于等于1。 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中央银行，在我国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大货币供给来降低融资成本，或者直接调低作为利率标杆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来刺激国内的需求。当利率低的时候，企业家更容易借到钱，这样就可以帮助企业家进行投资扩张。每多一元钱的投资，总需求或者说总收入在当期就增加一元钱，然后到了下一期总收入分配给居民，按照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又会按收入的一定比例进一步消费，形成了新的消费需求的扩张，又增加了下一期总需求或者总收入，不断继续下去，在宏观层面上就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Modigliani）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释家庭储蓄的理论，发表于1954年，也就是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们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因为人是理性的，为了在一生中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经济的动荡产生大幅度的波动，并且使得这一生的总效用水平最大化，就不能根据当前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支出，而是要根据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和财产来决定各个时期的消费。 换句话说，每个人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消费水准，还希望在未来维持消费水准不下降，甚至有所提高，同时还要防止由于未来经济动荡对收入的影响造成生活水准的波动，所以必须从今天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储蓄，以预防将来的收入变化影响消费。人们会把他们当前和未来预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个时期，熨平未来经济周期对消费的影响。 在生命不同的时期，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关系。比方说，在工作时期，收入大于消费，便会进行储蓄；在退休后，收入小于消费，储蓄就用来维持消费水平不变。由于组成社会的各个家庭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所以，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从统计数据上看，边际消费倾向在长期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变化；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降低，相对应的储蓄率也会和边际消费倾向反向变动。

失业是个自然现象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曾撰写过一本名为《谈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书，在书中他详细探讨了失业产生的各种情况。萨缪尔森的大名可谓是如雷贯耳，相信很多朋友都对他有所了解，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写过一本书叫《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础》，奠定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可以说他是美国经济学界的教父级人物，也是一位全能的经济学家，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的水平。 按照萨缪尔森在书中所论述的理论，从供求的角度来分析失业，可以将现实中存在的失业情形划分为均衡失业和非均衡失业两类。均衡失业指的是失业劳动者为自愿失业的情况，比如一位在快餐店打工的员工，因为觉得工作时间太长且工资较低，而选择辞职，重新寻找工作。那么该劳动者在重新寻找工作过程中经历的短暂性失业现象就是均衡失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往往是在权衡了当前工作收入、预期工作收入以及闲暇的偏好等因素之后做出的自愿失业决策，是厂商和劳动者在现行薪酬水平下按照供求决策的结果，所以是均衡状态。 但实际生活中许多情形下的失业并不是上述描述中的均衡状态。比如一些劳动者自身愿意在当前的薪酬水平下工作，但是由于企业裁员被辞退而失业；又比如另一个行业的企业愿意在当前或者是更高的工资水平下招聘劳动力，但是没有劳动者愿意从事相关工作，这都不是均衡状态。 根据萨缪尔森的分析，这种非均衡失业存在两种典型的状况，一种是结构性失业，另一种是周期性失业。产生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匹配。如果市场对一种类型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同时对另一种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虽然从总量来说可能空缺岗位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是匹配的，但是由于劳动力技能种类无法及时调整，此时依然会存在失业。通常这种情况是由产业的兴衰更替所导致的，所以结构性失业需要劳动力技能在长期内进行调整，无法在短期内消除。 产生周期性失业的原因则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当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整体上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大幅下降，由此导致周期性失业的出现。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由于危机波及范围广，许多国家受危机的影响都出现了周期性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表现为各行各业的失业率都在上升，而不像结构性失业那样只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行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了非均衡失业的两种最重要的类型。

物价上涨都是因为钱变多了吗？

我们应当对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两者做出区分。虽然经济学界对于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的论述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是我们此处所讨论的物价上涨并不等同于通货膨胀。 其次，物价上涨并不一定都是由于货币超发所造成的，短期内的季节因素、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家的营销策略都会导致部分消费品价格集中上涨。长期中看似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普遍上涨，但是这不完全是因为货币的超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商品质量和价值上升，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上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在因素的冲击，如石油等重要原料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生产成本上涨进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也可以由输入的他国商品价格上涨导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之后，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冲击，在之后很多年里都经历了持续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就是典型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通过从相反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从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到最终的经济社会中流通的货币供应量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受到货币乘数、金融体系效率、居民储蓄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即使货币超发也不一定会导致物价上涨，有时候还会漏出相当数量的货币变为储蓄，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通货紧缩。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物价上涨和货币超发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物价上涨原因的探究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经济波动每二十年一个周期？

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不能漏掉另一个视角，就是政治周期，因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 {MOD}彩，这个周期的长度大概是3—4年。 怎么理解这种政治周期？很多的经济过热现象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都是因为中央在某个会议上确定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目标，做出相应规划，比如五年计划，然后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去贯彻这个目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目标，就要把这个目标放大。中央如果定8%的经济增长率，那各省就要定9.5%，甚至定到10%；到地级市，到县这一级甚至就调高到12%—14%，中央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被层层放大，最后地方“大干快上”，形成一片经济繁荣的局面，但很快就会演变为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的一大表现就是油、电、煤、运输等基础设施的供给跟不上（我们叫作“卡脖子”的一些行业），短期内投资不能大量扩张，产能和供给是给定的，但是需求又一下子大幅上升，这时候就会带来涨价。涨价从上游基础行业开始往下游传递，全面地推动成本和价格的上升，导致经济严重过热，出现通货膨胀。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一旦看到经济过热的现象，就会采取宏观调控的办法，开始收缩信贷，让银行不要给企业贷款，不要给地方政府贷款。同时，中央减少批准地方申报的项目，地方的基建项目逐渐停工，经济的需求侧慢慢冷却，基础产业的价格开始回落，整个经济慢慢地进入一个冷却，乃至萧条的阶段。在经济回到低迷阶段后，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做出反应，进行调整，强调经济还要进行增长，开始启动宽松的信贷政策，开始增加政府开支与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的繁荣阶段。 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周期带有明显的政治 {MOD}彩，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这种机制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我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9.6%，但是如果你去分析数据，会发现我刚才所讲的这种几年一次的起起伏伏一直没有中断，很多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14%的增长率，但有些年份又下调到8%以下，个别年份还出现了只有3%或4%的增长。 当然了，在每个国家经济的短周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政治因素，只不过因为美国、欧洲的很多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的传导机制，经济增长不那么依赖地方政府的投资，经济周期的政治 {MOD}彩也就会弱很多。 周期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从事的经济活动是有风险的。在经济有周期的背景下，投资也好、理财也好、人事经济活动也好，都有相应的风险。不要觉得今天的形势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同时，因为你无法准确地预测周期，也不要妄图去追逐一种大势，追逐大势永远无法获利，等你发现大势了，也一定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 无论是上行还是下午，无论是繁荣还是萧条，每个人最终还是要根据自己拥有的优势条件、掌握的优势信息，来做出独立客观的判断和决定。“随大溜”这件事情永远是最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