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1全部一、医疗体制积弊太多。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批评过，认为是老爷卫生部。那时医疗条件差，却还没有高昂的医疗费之忧。社会保障不足，医院公益性质与市场性质不分，导致医疗费高涨，多轨制的不平等医疗待遇，导致低医保群体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医院为了生存，医生的精力大部分用在了创收之上，医院承包核算、科室分包核算，个人分解指标完成，医务人员还有多少心思用在技术业务上，用在服务关心病患者上？
什么样的体制规范什么样的行为，体制再有问题，总要面对病患者，总要有人面对病患者，面对病患者的不是卫生局长是医生。是医生就要面对病患者，这是要正视的现实问题，回避不了的。体制的固疾，使得看病难，看病贵，服务差，病人自然不满，一旦出现医疗失误，矛盾将激化，又没有有效的调解裁决体系，导致中国特有的医患血案。
在医疗服务关系中，在医患矛盾博弈中，医院绝对是强者，病人患者是弱者。医患矛盾出现后，在靠行政方式或靠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无望时，过激行为就会出现。既然没人管，就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实力，发泄不满情绪。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都是受害者。

二、医院服务意识缺乏。患者就医看医生，挂号起就要不断的排队，健康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哈医大一院事件的行凶者两次到该医院没有结果，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一老一少，两个病人（患者爷爷患有癌症），一天三次进出两家医院大门，其状不惨吗？
许多时候，看一次病，在医院被折腾一天还没有结果，各种检查让你头昏脑胀。碰到看急诊，折腾一晚上，睡没个睡处，坐没个坐处，那难受劲，想想都知道。
网络上有帖称，某往友和老公带宝宝深夜看病，一次是因为拉肚子，一次是因为发烧，每次在医院被折腾一晚上还找不到病因，且每次都被要求做全身检查包括CT，“当时老公就差点和医生打起来”。而宝宝发烧在美国看急诊时，只配了退烧药验了口水。
医院之间互相封闭，检查结果相互排斥。重复检查，重复治疗，病人无奈。
医院的“三率”：治愈率、周转率、死亡率本是考核医院的行政指标，却被用来做为对付病患者的的手段，住院治疗20天30天，重新办理出入院手续，随之又是一连串的检查。还有就是拒绝推诿收治。
保定医院是因执行“医保费总额预付制”，医保资金超额须由医院自贴，职工医保患者住院被拒收，要住就自费。
住院治疗，许许多多应由医院护士护理的工作，都转由病人亲属或由病患者请来的护理工人代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项目的收费每天出现在帐单上。

三、医疗水平被片面夸大。宣传中过分夸大医疗的作用，对治疗的过度期望导致失望与过度治疗的后悔从而产生不满。老实说，目前医疗技术可以延缓人的生命，并不能还你健康。走着近进来，抬着出去的众多事例，让病患者亲属不堪回首。
医疗行为不都是全能的，有事实表明，治愈药物治疗只占1/3，手术治疗占1/3，自愈占1/3，在治疗过程中，许多患着有某种心理依赖，比如药物依赖，吃过药，即使是“假”药，无效的药，病也会很快好起来；医生依赖，看过医生，相信医生，病也会很快好起来，医生的话对这些病人至关重要，经常使用“善意的谎言”也是出于治病的目的。这一点，医生们比患者们更清楚。
人体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一些损伤下可以自我修复，有些疾病可以自我治愈。不像无机体的机械设备零部件，一旦坏了，你不修理更换，它永远是坏的。

四、社会转型带来的功利心理泛滥。这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敬业精神丧失，工作态度冷漠，麻木不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讲服务，只讲收益的现象，追求现实利益。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公务员、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教授，那一个行业不如此？只是医护人员人员要更特殊一些，矛盾的双方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
而对于患者来说，医生态度差，语言生硬，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成了公开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再加上有些医疗机构服务确实存在缺陷，医疗水平不高，操作不规范等，也经常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医患沟通不畅，医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是导致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医生也有委屈，每天面对像自由市场一样噪杂的医院，有那来的好心情。

五、传统人情味的颠覆。病患者就医上门应是客的感觉全无。有的只是“求”，没有好处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病难治，医院里充斥着衙门的作风。高额的医疗费，低劣的服务态度，没有押金治不了病，押金不够就停药。医生忙，病患者就不忙？全社会都在忙，就是忙不出来一个高一点的效率。
除了医疗行业，各种服务业都可以优惠，讨价还价，可你敢和医院、医药公司谈价钱吗？而在这背后医院和药商、医生和药贩却是在大搞“市场经济”。
过去有坐诊、出诊之说。医生上门，病家都待如上宾，病人看医生也会受到尊重。现在，时代不同了，自然没有出诊上门之说，连词语都变化了，不叫大夫叫医生，不叫看医生叫看病。
山寨产品在中国社会热销，医疗行业也不能免俗，假药、假治疗并不少见，看看医药单有多少凭空列出的检查、医疗、用药项目？

六、医患矛盾得不到有效疏解。江西九江市湖口县60岁的董水金，2008年其31岁的儿子董林波因为一起医疗事故成了“植物人”。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当事医院县中医院与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事故责任。最先的九江市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为，相关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后江西省医学会的结论是该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但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最后，中华医学会鉴定认定此事故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两家医院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董水金从2008年7月董林波遭遇事故，到2010年8月判决，其间经过了两年多的纠葛。后医院又提起上诉，过程艰辛而复杂。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医疗事故纠纷后面，当事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缺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医鉴的利益结合体，使得医患关系经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极端。
医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对等，医学会的鉴定专家都是从各个医院的成员，医疗系统鉴定倾向性可想而知。这一方面确实引发了许多鉴定上的明显不公。另一方面结果不利患者，也会自然地怀疑鉴定公正性。因而只要鉴定机构与其成员不能做到第三方中立，这种公信力就很难确立起来，屁股决定脑袋。
医疗纠纷以及事故认定的专业性较强，法官也难独立判决，只能依赖于医疗鉴定。医疗鉴定结果不权威，法院判决也难让人信服。
相当比例的医患纠纷最后都走了司法程序。然而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也屡屡被打破。取证难，耗时长，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走上极端。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医师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从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起， 3年多结不了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发怒，最后酿成了悲剧。董水金在打赢官司后，还要求追究当事医生刑事责任。他说2011年6月22日立案，但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我找了主管局长，打了很多电话，他们一拖再拖”。
医患矛盾加剧，也让医院医生防范心理加强，在治理中也会更加消极，导致恶性循环。东莞市政府发文，为医院配备警用器械防范病患者突发事件，可成千上万的患者与成百上千的医生混杂在一起，你如何防范？是否像银行一样，在病人患者与医生之间架起钢栅栏？
医患矛盾，不是一句“加快医疗卫生改革”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医疗体制积弊太多，各家医院就像奸商般在挖空心思谋取患者钱财，遍地都是医德超差！
就像最近我亲戚7 8岁孩子感冒发烧39.3，在泉州中医院两天，一天的医院费用要高达1200，简直天文数字！

每一位患者上医院看病几乎都是要先几个高额的检查费用：如CT、抽血、做镜等等！存在严重过度医疗！

所以日常中谈到医院的，我特别憎恨，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