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秋天的慕尼黑会议间歇期，希特勒半开玩笑的对张伯伦说，我有一个好点子可以帮助你们英国人来解决印度问题。在张伯伦满心好奇下，希特勒告诉了他这个好点子，“如果一个地区一个英国人被杀，那么你就杀死附近十个人，如果十个英国人被杀，那你就杀死一百个人，最后就没人敢继续支持反抗者，还会主动交出藏匿的反抗者。”把张伯伦惊得目瞪口呆。

实际上元首不知道的是，这样措施诺曼征服者在12世纪就曾经在英国实行过，英国人18世纪在爱尔兰，19世纪在印度，20世纪在非洲都小范围的实行过，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后来德国在东线，在南斯拉夫，诺曼底登陆后在西线，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当施加更多的暴力的同时，抵抗组织也可以施加更多的暴力，一个人如果把一个游击队成员出卖给征服者之后，那么在这天夜里，他的全家都会被以叛徒的名义全部杀死。所以施加暴力不会消除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当最后小民们发现原来安定而安稳的小日子再也一去不返的时候，就会变得“民不畏死”，然后你就会发现遍地都是反抗。

作为统治的一方秩序和法律永远是他最有利的武器，混乱则是试图推翻统治一方的工具，统治无疑需要使用暴力，但是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暴力有可能带来混乱，当你试图用更多的暴力来扑灭反抗的时候，那么你就把武器交给了你的敌人。张伯伦并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你从这个阶级的一天的作息时间表就可以知道，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打猎、骑马、听歌剧、舞会、聚餐、社交，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来系统的学习，偶尔有一些高深见解，也是从顾问哪里借用，或者从沙龙里听到现学现用的。但是有一点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阶级天生就知道如何统治，就知道在统治的过程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西方精英家族习惯于把年轻子弟派到非洲或拉美去从事慈善、传教的工作，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提高名声，增加阅历的手段。但是很多研究证明了这些工作对精英阶级成员日后在阶级内部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非洲和拉美，提供了一个廉价的训练平台，这些年轻的精英子弟，学会了如何对比他地位低下的人发号施令，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下组建新的组织，学会了和来自另一个家族的精英子弟如何相处和分配权力——通过这些廉价的训练平台的训练，精英子弟掌握了日后在更大平台上，如何从事统治，并维护阶级团结关键技巧。

在张伯伦的世界里，他们对成员的培养，是培养他们如何去统治，如何去维持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培养不是依赖于理论教育，而是依赖于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各种统治的技巧和原则，什么需要做，什么不许能做，都是包装成荣誉、道德、人道主义、传统习惯等内容。就像在商周社会里，统治技巧被包装成礼法和祖宗禁忌一样，这种事情是应该做的，祖宗会赐福给你，那种事情不能做，不符合礼法，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各种统治技巧和原则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然后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教育后来者。

所以张伯伦知道，不能使用“死一个杀十个来报复”这种手段，他觉得不符合他们这个阶级的价值观，但是实际上是他们老祖宗已经经过实践，认识到这种方法行不通。而希特勒则不明白，因为他没有受到同样的教育，把他看作一种迂腐和怯懦。

在张伯伦的世界里，如果违反统治的原则，那么你就会被认为在亵渎自己家族留下荣誉，然后你就会被其他精英们孤立起来。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破坏协议，因为这是精英阶级互相维持总体团结的关键性方法。一个盟约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不能获得利益，那么在合理解约之前，应该努力遵守。因为统治意味着依靠自己有利的社会地位去攫取利益，如果统治阶级如果仅仅因为内部的分赃不均就大打出手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法统治比他们地位更地下的阶级，所以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

同样的技术和技巧被用来解决欧洲列强在国际上的纷争（本质上来说，列强最开始的雏形也是从一个个超级精英家族的领地形成的，比如哈布斯堡家族、斯图亚特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要维持欧洲人对亚非拉民族的统治。

而希特勒恰恰不熟悉，也不认可这种国际关系模式。慕尼黑和会之后的《英德联合宣言》，代表了德国重新被接纳为列强的一员，张伯伦相信他会按照传统的国际规则来办事。他认为给野蛮人在罗马的元老院留一个位置，准备一个长袍子，然后他就会脱下野蛮人的裤子，按照文明世界的准则来办事。但是在吞并了捷克残余部分之后，英国的传统精英阶级被震惊了，他们看到的依然是在他们门口敲门的野蛮人，所以凯撒只好思考是否要在凯旋式上把他穿上枷锁游街。

1938年春天，当希特勒决定吞并奥地利的时候，他询问外交部长牛赖特子爵和外交部的其他专家们，这些专家异口同声的说英法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当希特勒询问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时，里宾特洛甫却告诉他，英国人什么也不会做。后来证明，里宾特洛甫的判断是正确，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到底是通过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的，不过也有一点，至此，他在希特勒眼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当这一年秋天，牛赖特再次出言反对希特勒对苏台德的冒险举动时，他被扫地出门，换上了里宾特洛甫。

里宾特洛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后来这个英俊潇洒的年轻军官娶了一位酒业大亨的女儿，从此他的一生都改变了。由于推销酒业生意里宾特洛甫经常各国间往来，这位有形有款有钱有头衔的先生备受各地上流社会的喜爱。在希特勒的眼里，里宾特洛甫在各国都有很多人脉，熟知各地的风土人情，自从当政依赖，就被当做自己的外交顾问。

不过无论在在纳粹党内部，还在外部对他评价都很低。戈林公开称里宾特洛甫为"肮脏的小香槟酒贩子"。戈培尔则不无刻薄地说："他的名字是用金钱买来的，钱财是通过婚姻获得的，官职是靠诈骗弄到的。"帝国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把他描写成一个愚蠢而又无能的人，齐亚诺说他空虚，轻浮，喋喋不休，墨索里尼则说只要看他的头部就知道他只有一个很小的脑子。

当1939年3月份，德国吞并捷克残余部分时，这个决定作出的如此突然和草率，整个过程不超过一个星期，以至于很多人都无法对希特勒做出警告。但是作为帝国的外交部长，元首的最高外交事务顾问，他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他本来应该做出警告——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家的本来应该做出这警告。

《慕尼黑协议》和《英德联合宣言》已经被英国人看作重建欧洲关系的支点，破坏这个协议意味着代表英国传统精英社会的保守党人承受了巨大的羞辱，如果没有保守党的支持，张伯伦的政府就会垮台。

如果希特勒询问外交部任何一个英国事务专家也都会得到类似的答复。但是希特勒那是认为这些人的意见都是不值一提的。他出言讽刺这些外交部官员，说“这些人拿的工资是德国最高的，但是给出的建议一直是错误的，从1935年恢复义务兵制，1936年进军莱茵河非军事区，到1937年西班牙内战，再到奥地利和苏台德，他们每次都说英法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每次都证明我赌赢了。”希特勒认为这些人要么是一群无能的懦夫，要么就是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也许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希特勒有两句口头禅：“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我在1925年就都已经知道了。”“凭我的直觉……”。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希特勒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1933年开始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学会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一个庞大组织的领导人靠直觉来判断问题，并没有错，这恰恰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具有的素质。因为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来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集团，决定它的前途的不是在最顶层的，而在最底层的治理。需要一个领导人是因为总的有一个人来做出决定，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决定很重要，而是必须要有这个人来做这件事。

而且每个决定都都有很强的时效性，在事宜的时间里，做出不太离谱的决定，比你和一大堆顾问在一起讨论，然后做出已经过时的决定更有价值。所以最为大组织的领导者，面对纷繁复杂的事件逼来的时候，必须善于靠直觉办事。但是这种直觉并不是靠投骰子瞎猜，而是要依靠大量的知识储备来进行，他必须储备足够的知识来应对未来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的各种事件，他不必是专家，但是必须对每个方面都有所了解。

希特勒无疑具有这样的素质，他精力旺盛，记忆力超群，狂热的热爱读书，经常彻夜泡在总理府那庞大的书房和私人图书馆里，而且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来分心。但是即便这样一个人也不能确保他每一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征求专家的意见有必要的。在1939年时，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自己私下里也承认，他已经搞不懂英国人了。

当时的驻英国大使赫塞曾经这样评价希特勒所错误，“元首不理解的是，在德国，只要他说向右转，齐步走，然后所有德国人都会跟从他。但是在英国不是这样。”希特勒错误的把英德关系看作，他和张伯伦领导的两国政府的博弈，他像张伯伦展示的前景是英国的波兰政策一片灰暗，所以理性的话应该寻求和德国的联合更有利。但是在英国，自从保守党反水之后，张伯伦政府已经跛脚鸭。如果他寻求专家的意见，那么他就会了解在英国保守党正在支持什么，自由党正在想干什么，工党又会怎样。

为什么希特勒拒绝寻求外交专家的意见，这可能涉及到元首内心的阶级偏见，他始终对当初比他出身更好的人怀有一种嫉妒心理。像希特勒和绝大部分纳粹党人出身的那个阶级里，普遍带有一种反专家、反学术、反知识的思潮，因为专家、学者总是出身在比他们更高的阶级里，而且从来不为他们说话。他们一旦发达了，内心的潜意识里就有一种贬低对方的冲动。所以纳粹教育口号是“少两磅知识，多几磅卡路里性格。”所以希特勒认为他治理国家是靠直觉，所以认为他作为一个老兵比前线将领更懂得打仗，所以他会犯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后来密谋推翻希特勒的国防军贵族高级将领也这么评价希特勒，他们认为希特勒由于出身的原因，这个波西米亚下士始终对他们这些出身高贵的前将领们怀有敌意。现实也是如此，希特勒总是偏爱隆美尔和莫德尔这样出身平民阶级的将领，并且还认为莫德尔的粗野的举止是一种值得褒奖的品质（就像他举止像巴伐利亚农民一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贵族的致命缺点是虚荣，而平民的致命缺点是嫉妒。而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总是通过一种训练来克服自己的虚荣，从而更加强大。但是从希特勒身上，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一旦成为政权的掌控者之后，他反而强化了自己的嫉妒，并把它当做一种可以炫耀的“美德”。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汉高祖刘邦学会不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遗憾的是，元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是哪个在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