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三星堆青铜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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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包括四篇文章：

【1】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100余张，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彝族文化可能同源！

【2】《以彝族毕摩文化解读三星堆青铜神坛》

【3】《“三星堆”与古夷文明》

【4】似曾相识三星堆（一些彝族文物与三星堆文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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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100余张，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彝族文化可能同源！

来源：凉山日报，原标题：《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有渊源？》

　　历时4年，研究对比图片140余张——

　　“确实相像呢！”3月20日，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展览馆落户西昌市海门渔村，展出彝族生活器物、文字等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字符等对比图片，游客刘琼仔细看后感叹道。

这些图片来源于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彝文所）启动的彝族文化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对比研究课题。2010年，凉山州彝文所组建一支15人专家团，携带男子头帕、银羊角、法铃、毕摩经书等彝族生活器物和传统古书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考察，并对两馆出土文物拍摄照片，带回凉山寻找更多实物进行比对。

　　据凉山州彝文所所长吉克曲日介绍，考察团走村入巷寻找彝族传统实物，历时4年多，形成了现代彝族生活器物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物对比图片122张，形成现代彝文与三星堆字符、金沙鸟文字对比图片24张。“这些图片都是来自于彝族生产生活实物拍摄，不少都是专家团从布拖、昭觉等一些乡村彝族人家发现的，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物呈现高度相似性。”吉克曲日介绍，同时，考察团还将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字符与古彝文进行比对，发现用彝文可以对这些字符进行翻译，讲述的内容主要是来自彝族传统的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射日月等传说故事。

　　据悉，在20世纪早期，就已有不少学者撰文探究彝族文化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之间的关系。凉山州彝文所首次将其进行实物性比对，并拍摄成照片。2010年，彝文所研究出首批100张对比图，刊登在该所出版的彝族文化杂志《诺苏》上，引起学界和彝族文化界大量关注，该杂志也被国家图书馆收录。

据吉克曲日介绍，2013年，彝文所将研究出的对比图制作成展板，首次在凉山展出，吸引大量外地学者前往观看，包括很多国外学者。随后，该展览也多次在凉山和云南楚雄等地展出。“现在，展览馆开幕，这些研究成果将在凉山进行长期展览，让更多游客和市民能够观看了解。”吉克曲日说，目前，彝文所正在积极对接，希望到法国、泰国等国外展出。四川日报

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权威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彝族文化可能同源！

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哪里？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对这个谜莫衷一是，刚开始有人认为系远古造访的“外星文明”，也有埃及、犹太人等“西来说”，而主流意见仍然是来自本土，但为此也争论不休。

　　在西昌举行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学者再次提出了新的观点：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文化可能存在某种同源关系。

　　其中，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像即为古彝人的‘祖灵偶像’。”

　　语言上的同源

　　研讨会上，首先支持“同源说”的证据来自语言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北京大学汉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小组，经数年研究，论证古彝语、古羌夏语以及上古蜀国人语言之间存在复杂的同源关系。

　　负责这个课题的陈保亚、汪锋教授称，追溯彝人至今仍保留使用的一些“核心词”，可以发现他们在源流上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三星堆文化)语言存在同源关系。

　　这个研究小组考察了彝族人至今仍在使用的上百个“核心词”，发现除了在发音上的一些稍微变化之外，其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时代所指称的意义一样，并且一直在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另外，这个研究小组还从“借代关系”的词语学范畴，系统地考察了古彝语与上述古语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古彝人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同源说”。

　　古彝人的“祖灵之所”

　　而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其一直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彝族人之中获得了某种隐秘的认同。大多彝族人表示：“一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在那些青铜面具和神树面前，就感觉十分熟悉和亲切。”

　　而在这次研讨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阿余铁日的观点。这位凉山彝族文化研究所的著名古彝语研究者，通过对彝文古籍《考妣变换》的研究，大胆提出了三星堆遗址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

　　对于《考妣变换》中提到“玉石做祖脸、丝绸盖考身；金片饰妣头，变换祖变换，不变则难迁……祖头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垫祖下。用银接祖骨，用金贴祖脸，金片祖下垫，丝绸裹祖身。”阿余认为，从此可以得知两个信息，一是古彝人用玉石来制作考妣祖灵的偶像；二是用金片来装饰考妣祖灵的脸面。而这几乎完全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人原始祖灵崇拜的部分祖灵偶像相同。

　　同时，阿余铁日还对古彝语中“祖界”一词进行考察，发现其彝语发音和三星堆遗址的马牧河的“马牧”同音，按照古蜀语和彝语遵循“左言”的规则，其翻译成今天的发音即为“牧马”。阿余铁日由此认为，彝人的“祖界”与三星堆的马牧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追溯到彝人的迁徙之路，以及考察当今彝族毕摩所唱的《指路经》中的信息，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旁的马牧河就是彝人祖界所在。最惊人的发现是，民间收藏玉石器中就有灵柩、灵偶，与当今彝族祭祀中的木头灵偶在形式和功能上一模一样。

　　综合多种考察结果，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也正是古彝人的祖灵祭祀之所。那些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

　　与会学者对彝族当今祭祀所使用的“泥偶”和“草偶”进行考察后，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神树，其形式和功能正是来源于彝人祭祀中的“泥偶”和“草偶”的结合，而毕摩祭祀所用神树就是自然界的杜鹃树。

　　彝文与三星堆玉石文字

　　上世纪初至今，三星堆附近及成都平原出土了共2000件玉石器物，而这些出土器物上锲刻有大量不同时期的符号或图案，其神秘意义几乎无人能解。

　　但这次研讨会上，这些神秘符号或文字，有小部分却得到了古彝文化学者的解读。如从三星堆出土陶器上记录的六个神秘符号，就已被阿余铁日破解。另外蜀地不少青铜器上出现过一些铭文，被称作“巴蜀图语”，很多也被彝族学者用古彝文破解。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其额头上多题有类似英语字母“H”的符号，经过古彝语专家破译发现其意指为“父系祖先偶像”。

　　著名诗人、文化学者钟鸣认为，首先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的“古彝语构拟”，为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打下了基础，而其次是阿余铁日用古彝语破译这些文字，则把研究三星堆文化之谜推向了新的可能。

　　尤其是三星堆玉石文字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遭遇的文字缺失，“完全有可能是‘中原文化决定论’所造成的。”钟鸣说。

　　他认为，三星堆玉石文字，就目前民间搜集的文字包括了刻符、二里头符号、初文、甲骨文、金文，文字演变的多阶段性，书写的多样化，载体的多类化——包括了玉书、玉册、玉契、玉章等，证明三星堆玉石文字是甲骨文后，最具进行序列性研究可能的、维系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直接证据。

　　而除了彝族学者及语言学家之外，与会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也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

来源：彝族文化微信平台， 编辑：沙玛欢庚惹， 转载请注明来源

以下一文，转载摘录自：

《以彝族毕摩文化解读三星堆青铜神坛》（摘录）

作者：老板萨龙，原出处：彝族人网

　　一、三星堆青铜神坛概况

　　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马牧河南岸的台地上，原有三个巨大的黄土堆起伏相连，呈东西排列，分布在一条直线上，看上去宛如天空的星辰，当地人即称为“三星堆”。青铜神坛出土于1987年，二号祭祀坑中共出土了三件青铜神坛残件，所幸的是，尚能清楚地了解到其中一件全器造型结构，原件残高53厘米（图1 ），仿制品放大成6倍（在此不谈论修复方案和修复对错）。神坛可谓三星堆文物中的绝品，它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其文化内涵极深，极具研究价值。

　三星堆青铜神坛是由多组分别铸造，采用铸接、插接等方法拼接在一起，是一个复杂的铜模型。由于铜神坛在埋入地下以前曾遭到火烧等行为的破坏，它的一多半已经被烧熔，剩下的部分也在倒塌或掩埋时分散为大大小小的残件。三星堆文物坑的发掘者和整理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与考古学家和铜器修复专家一起，通过仔细寻找属于该铜神坛的残片，反复拼接，最后终于将一些残片连接成了上下的几大块，复原了铜神坛的基本形态（图2 ）。

神坛从下至上分为三层：最下层是一个圆形的底座，座子上是两只正在行走的具有鸟兽合一特点的怪兽，这怪兽实在太怪，目前汉学界没法给它取任何名称 ，稍微显著一点的标志是蹄足、象鼻、兽耳，怪兽的头和尾巴（或翅膀）支撑着上面的第二层。第二层最下端也是一个圆盘，盘面的周边站立着重面向外的四人像，头戴冠，冠沿有一周“卍”形图符，身穿短袖对襟衣裳，上下左右各有两组火纹，腿部又有眼睛图像，系纹身标志，头顶又有戴冠的侧面人像。四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下端有叉，究竟是何物目前没有论断过。人像头部又顶着上面的第三层，第三层的下面是4个相连的大半圆片构成的“四山相连”形状的座子，其上是被陈德安先生称作“盝顶建筑”的四壁镂空的四方体，四方体上端内收成四壁，其有人首鸟身的神像，角处各有一立鸟。四坡内侧有残缺的垂直凸起物，陈德安推测“原先应有饰物”。从陈德安先生将与铜神坛相关的残件称之为“屋顶”来看，其复原设想应当是上面顶了个四面坡屋顶的房子。成都永陵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院樊一先生在《三星堆寻梦》一书中讲道：“这座神坛子上的神像究为何神，姓甚名谁，我们无从得知，但致可以肯定它是古蜀先民的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特聘文物修复专家杨晓邬主持两件珍贵文物的修复工作，历时两年才将神坛成功修复，修复后的青铜神坛高约52cm，宽约25cm（图3 ）。但却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代表性、图案和工艺最精美复杂的青铜器，青铜神坛，跟青铜神树一样，被誉为三星堆最为神秘的青铜神器，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二、以彝族毕摩文化来解读青铜神坛

　　按毕摩三界观来分，青铜神坛按从上到下的组成结构可分为天界、人界、地界三层（如图4）。现从下层往上层，一一解读如下。

三、结语

　　关于这个“青铜神坛”名字，现成都永陵博物馆（原王建墓文管所）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樊一在《三星堆寻梦》一书中说：“这件横空出世的神品，就连‘神坛’这个名称取得是否准确，目前也不能肯定，它实在是太神、太奇、太玄了！”。说得好，说到点上了。可是“太神、太奇、太玄”的都放在彝族毕摩文化里面来解读“太普通、太普遍、太简单”了。因为《勒俄》经是彝族老幼皆知的一部史诗，而彝族毕摩文化是彝民族文化的根基，该文物的组成、结构、图案、纹饰、造型、神态、方位都毕摩文化来一一解读。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神坛”应该改名为“闻真理史灵（ ）”为全面、准确一些，与诸位商榷。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不妥，请大家批评指正为谢！

　　参考文献

　　[1] 老板萨龙 编著 《彝历》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年12月 第一版

　　[2] 樊一 著 《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8年12月 第1版 87页

　　[3] (元) 郭松年 李京撰 王叔武校注 《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1版

　　[4] 〔晉〕常璩撰《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任乃強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

　　[5] 冯元蔚　搜集整理 《彝族古典长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0年7月修订第一版 第5页。

　　[6] （汉）刘歆 著 《山海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第一版

　　[7] 卢央 著 《彝族星占学》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9年3月 第1版

下面是一篇三星堆博物馆的学术论文：

论文：《“三星堆”与古夷文明》

转载自：首页 - 三星堆博物馆，

作者：戈隆阿弘

（只摘录了原文大部分，第一部分省略）

二、如何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

要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在断代问题上，必须以科学测定的为标准。决不能以专家的“分析”为准。

具有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确切地讲，它打开了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一道窗口，它将我们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是真正颠复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我们知道如此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技艺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决不是一日之功。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该从何时算起呢？还有待于更多文物的出土才能确定。但至少不会下于公元前30世纪。也就是说，距今5000年前。

翻开《世界通史》，我们知道，古埃及人距今6000年就是学会制造和使用铜匕首、铜斧、铜针、铜珠等。公元前3100年（距今5100年）开始统一，建立起古埃及王国。公元前2600年（距今4600年）建造世界闻名的金字塔。公元前2686—2118年的中王国时期，出现了大批青铜器。公元前3000多年（距今5000年）创造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被排在首位。我们中国文明，号称“上下五千年”，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末一位。其实，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上下五千年”是按中原汉文化的记载算的。而汉族人口虽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算是最年轻的一个民族，它是以古夷分支伏羲、炎黄为核心经过商、周、秦历代发展，到了汉朝时（公元前206—公元24年）才正式有“汉”的族称。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比汉族要古老得多。近年的民族学研究发现了许多中国的古老文化，比如彝族，其先民古夷人创制的“十月历”、“刻划文字”都可追溯到万年以前。四川盆地和滇池周围一样，都是古夷生息繁衍的地域。据彝文古籍记，彝族母系社会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就有12个王朝。《西南彝志》以父子连名记载的世系达212代，以25年一代算，达5300年。从希慕遮到笃慕之前的31代父系始祖，是在古蜀地能沽（成都）度过的，在那里就“兴祭祀、立典章，没科律”建立起奴隶制国家。这一切，对许多史学界的汉族学者，恐怕是闻所未闻。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的发现，正好能与彝史记载相应证。“三星堆”出的土千余件青铜器，大多具有浓烈的彝族古文化 {MOD}彩。显然也不是偶然的。

中国文明，不应只是指中原的汉文化，应该包括所有56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彝族的“十月历”、“刻划文字”可追溯达距今10000—12000年前，可以说是世界最古老的历法与文字。广汉“三星堆”，实际也是一种金字塔。它们与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年代相当，甚至还要稍早一些时间。古埃及法老的纯金面罩，发现于尼罗河畔的帝王谷王陵，时间是3000年前比“三星堆”直眼人的纯金面罩还晚一千多年时间。古埃及大批青铜器的出现，是在距今4600年的中王国时期，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相当，甚至还稍晚几百年。因此，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对深化对中国文明史，文明起源的认识，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正确认识“三堆文化”，还必须以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形成及其分支发展的历史的了解做基础。中国的文化，包括地面上的，现在还深埋于地下还未发现的，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创造的，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了解各民族的发展史，两眼墨黑，那样，对远古遗址的认识，就只能靠“猜想”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就必然随之出现。笔者曾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被遣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古夷人》，对伏羲、炎黄时代的古夷民族的形成及分支发展史作出了深入探索。此文在今年四月成都“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论文评奖中荣获特等奖。最近又被北京《发现》杂志社研究决定，全文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种种史料表明，发源于西南的古夷人，是一个庞大的古代民族群体。其分布的范围从西南逐渐分支向西北、中原迁徙发展，直到东海之滨。

包括今长江、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他们的生息地域。其繁衍分支发展形成的民族，包括今天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彝语支的众多民族。中原的汉族，西北的羌族和藏族。而彝族，就是这个古夷系民族分支发展的母体，是古夷文化的集中而完整的传承者。这些古夷系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一）信奉多神崇、自然崇拜和祖先崇；（二）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三）创造有刻划文字；（四）有世界最古老的历法“十月太阳历”；（五）有独特的以阴阳八卦为基础的未来预测学；（六）有黑白互回的太极图为核心的宇宙发展观；（七）有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和习俗。以这样观点，站在史前民族发展史的高度看问题，“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自然就迎刃而解，许多青铜文物都能在这个古夷系民族文化特征中找到其依据。

三、“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关于古夷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经过二十年的研究、考察在搞清彝族先民古夷人的繁衍、分支，其后裔从滇池周围、巴蜀盆地两个大本营分支四面迁徙分布到了广大西南地区（包括今缅甸）、同时向西北、向中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轨迹之后，曾写过《古夷人的繁衍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鲜为人知的中国西南史前古夷（彝）文明》等一系列文章，介绍过古夷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古夷文明的内含及其对中国华夏文明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源头，最终被学者们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先民古夷文化之中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组成中国文明要素的“刻划文字”、“十月历”、“阴阳观”、“八卦”、“金木水火土五行要素”、“龙虎崇拜”、“葫芦崇拜”等。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古文化。都出自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创造。“三星堆文化”，实际就属于史前古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化”中的确有许多奇特的现象，让人感到新奇，见所来见，闻所未闻，这大概也就是“三星堆”特殊的魅力所在，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在电视专题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和《猜想祖先》中，许多专家学者，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那都是些有名望的，满腹经伦的人，听他们有感而发，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总让人感到不是讲得有些玄乎，就是离题太远，揭示不出三星堆文物所具有的特殊本质。看到最后，听到最后，谜，仍然是谜。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主要是他们心中，缺乏对远古时代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轨迹的清晰认识，不了解远古时代的民族文化。只是认准了专家们“分析”认定的属商代文化这样一个不准确的定位，于是就天马行空，发挥想象，自己以为很有道理，在内行人听了却不着边际，漏洞百出，经不住推敲，也就缺少了说服力。

研究“三星堆”，首先不要忘了，在蜀的凉山彝人的古籍上，记载有远古母系社会的12个王朝的历史。不要忘了，《西南彝志》记载的，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到笃慕，共31代人在能沽（成都）度过，在那里“兴祭祀，立典章，设科律”，创建起奴隶制王国的历史。事实上，远古时代的巴蜀，是今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的大本营，他们必然留下许多的文化遗存。三星堆，只是其中的一个。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许多都具有浓烈的夷（彝）文化 {MOD}彩，这里试举几例：

（一）“三星堆”人的来源。专家们有两种说法，一是认定是从岷江上游来的羌人。依据是《蜀本纪》载云：“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王傍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由此断定，第一代蜀王蚕丛氏的族属当为氐羌系的一支。

羌为何人！而今的民族学研究已搞清，羌实际就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一个分支。万年前的世界性大洪水时，蜀地大水，无法为生，以畜牧为业的一部分古夷人，便往西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生息繁衍，他们后来被称为“羌人”。《山海经?海内经》有载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姓”。这就是氐羌的来源。

羌，是汉文史籍上的称谓，并非羌人自称。羌人自称“尔梅”或“尔玛”。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实际羌字从羊从儿，是羊羔儿的意思，是历史上中原大汉族岐视少数民族的又一例证。羌是古夷人的后裔。氐羌无文字，以口头追溯历史，还追不到3000年。说明氐羌并非在那里土生土长，是后来迁去的。证明《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可信。而羌文化，如崇虎、党母族、火葬、父子连名，都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相同，可以说明两个民族同源共祖。这个祖，就是古夷人。那种把“羌”当做是繁衍许多民族的母族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蚕丛作石棺国人从之以为俗，可至今，在成都平原从末发现有石棺墓葬，说明《华阳国志》的记载，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氐羌南迁，历史上曾有此一说，那是战国秦献公四年（公元前381年），他学秦穆公西征羌人到渭首，驱赶羌人南迁，距今不过两千多年，与三星堆的实际年代晚两千多年。

其二，认为是夏朝时从河南、山东一带西迁入蜀，依据是：三星堆出土的三脚陶盉、铜牌饰、斧形器，均与河南二里头出土的相同。有人认为三星堆某些器物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主体部份源于山东。因此，专家们就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晶。那自然是将三星堆视为商代遗址后才作出的判断，假如如实地把三星堆定位在4800年，此种判断也就是很谎谬的了。既然三星堆有4800年历史，那我们恐怕应当说，二里头的文化，包括让国人引为自豪，被专家当做是青铜时代座标的“殷墟”，何尝不能说是受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呢？从古夷族群发展分支的情况看，伏羲，炎黄是古夷人的分支，他们的后裔夏、商也都属古夷的分支，与古蜀人属同一族群，自然其文化也都存在相同相似的东西,这是毫不奇怪的。

古夷(彝)人入蜀的时间，当在万年前古夷（彝）史称的“尼能时代”。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也可能是其中的一支，但更多的是从凉山、昭通一带过金沙江入蜀的。因为这边是两个彝人大本营的接近点，距离更近，路也更好走得多。据张和东根据其祖辈世代相传的《夷人史谱》载云：古夷进入蜀盆地，在那里前后共沿袭有十九世俄姆（君王）到杜宇，始称皇帝。这就是《华阳国志》说的“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后来“六祖”之父笃慕，因蜀“洪水”（多指人祸）无法为生，率种人从能沽经宜宾过金沙江回迁云南，走的也是先祖入蜀的老路。《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载云“朱提（今昭通）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长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可见古夷人时代，巴蜀与滇昭通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紧密。

总之，古巴蜀盆地，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又一大本营，土地肥沃，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三星堆遣址”，肯定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文化遣存无疑。

（二）“三星堆”为何建三个土堆？

“三星堆”，是今四川人的称呼。专家们的解释是：“三星堆”的排列是与参星（猪户座）的三星对应，俗称“三星伴月”。是广汉八大景观之一。是古蜀人星象崇拜的产物。还和古埃及比较，说古埃及先建的三座金字塔，也与参星相对应。

三星堆是否真与参星相对以图吉利？不得而知。星象崇拜，在古夷人中倒也存在。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就是从观察北斗星七星的斗柄指向，最高点为大署，最低点为大寒，由此定出四季，最后才制定一年十个月，每月36天外加5—6天过年日，总天数为365天的“十月历。”在笔者看，“三星堆”之所以建三堆，更主要的是出于古夷人对“三”这一圣数的崇拜。

以彝族为例，生活中的“三”，可以说无处不在。王国或部落的政权组成总是君、臣、师三位一体。祭祀更讲“三”，点香要点三柱，献酒献三盅，献饭献三碗，摆筷要摆三双，叩头要叩三次。跳舞要跳三步乐。玩场上唱情歌，总要先唱兹若（君）如何，曼若（臣）如何，呗若（师）如何，然后才唱姑娘小伙如何如何。文人吟诗作对也讲三，如“三段诗”很有名，头段写景，二段写事，第三段写人，表达出诗的主旨。盖房一般都讲盖三间，组成三间四耳加八尺。计时也讲究三，为了协调动作，总是一、二、三、预示开始。古代的军制，一般都左军、右军加指挥总部三部分组成。建塔，自然也讲究三座，如大理南诏国就建有三塔寺，至今仍是大理旅游的重要景点。据了解，崇拜“三”，不仅彝族如此，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伏羲、炎黄、羌、藏、楚、白、纳西、哈尼、傈僳、土家、拉祜等等，莫不如此，可以说崇拜“三”这个圣数，也是古夷文化的一个特征。

“三”的来源，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起源于古老的生殖崇拜，即三位一体的男根崇拜；一是认为，三，代表着天、地、人三界。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

由此回头看“三星堆”夷人，建三座祭祀塔，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三星堆夷人对“三”数的崇拜也很明显，比如青铜神树，每棵长三台树枝，枝上的鸟儿，带冠毛的，也做三根毛。三星堆，原来每堆也都有三台，这一点，从稍晚一些的羊子山土台呈三台形塔便可推知其原貌，只是经历了三四千年的风雨，被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成了三个土堆罢了。

专家们分析，原来塔上建盖有庙宇，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可能就供奉在塔顶的庙宇中，这样的分析是很对的。青铜人头像都是三星堆人崇拜的神像，自然用作供奉，让国人顶礼朝拜用的，总得有个供奉的屋子。每尊神像，当时都可能有其名称，只是被数千的尘埃湮灭，现在已不可能尽知其祥。

（三）“三星堆”人为何将众多珍贵的神像打烂埋葬？

这是很让专家们感到难以理解的一个现象。很多猜测，见前述不重复。

笔者认为，祭祀坑的定位，显然还是较为准确的，墓葬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坑内无人骨骸或骨灰罐出土。当时的三星堆古夷人，很可能已经普遍实行火葬制度。两个祭祀坑，最大的可能是两次祭祖分支遗留。据许多彝文古籍记载，古夷人每隔七至九代人，就要举行一次大的祭祖分支。分支之后，各支之间便可以通婚。分支之前，同系一个家支的人，因为是同一祖宗的后代，视为血缘亲属，是不允许通婚的。祭祖分支后，各支的酋长、头人，便可率领家支族人，远距离迁徙他乡，各自寻觅、开辟自己的生存地域与空间，作独立发展。如笃慕一支，从成都经宜宾过金沙江迁回云南的会泽、东川一带后，其武、乍、糯、恒、布、默六个儿子，就在尼罗（黑虎）山作过一次祭祖大分支。史夷（彝）史上称其为“第八次大分支”。曰“六祖分支。”武、乍迁徙入滇中，后向滇南滇西发展；糯、恒入昭通，后部份又重渡金沙江进入大凉山；布、默进入黔西北一带。他们分支迁徙进入新地域后，与当地原住的古夷人结合，重新创建自己的新部落王国。古夜郎国、古滇国、乌蒙靡莫国、哀牢国、南诏国、邛都国、笮都国等一批以六祖后裔为主体的方国，便先后涌现出来。

据张和东以其祖传《夷人史谱》整理著述的《夷人与简史》一书第55—58页介绍：德薄氏的《宗支叙系》载，该宗支曾进行过七次大的祭祖分支活动。第一次，六代人。地点：在滇西楚雄。时间在公元前370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六世孙僰苴柢天皇伏轩。第二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公元前346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十三世孙；昌意。第三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公元前292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世孙迫勒道。第四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公元前262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七世孙仲碧额。决定分治古商国。以秦岭和大巴山脉为界，以北续称商国，由长宗子仲丁主国称王。以南新建立蜀国，由长宗子仲碧额主国称帝。蜀国王族裔分布在长江、九江河（具体指：岷江、大渡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等）流域。第五次，七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时间：公元前2450年前后。主持人是始祖桑仔俄的三十四世孙，蜀国的八世皇帝补朱勒。第六次，七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四十一世孙，蜀国十五世皇帝汉駹诏。时间：公元前2210年前后。参加者有；蜀国十二世皇帝所生六子;孟孔孔三世孙,白马国三世王;孟瞿瞿三世孙,楚国三世王；孟叟叟三世孙，邛都国三世王；孟窝窝三世孙，筇都国三世王；孟彩彩三世孙，巴国三世王洪嘎德等六大宗子第七次，九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的蒙吐本（即白马山），时间：在公元前1940年前。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五十一世孙，白马国十一世王爨氐。参加者有：孟瞿瞿九世孙，楚国九世王始启；孟叟叟九世孙，邛都国九世王获获；孟窝窝九世孙，筇都国九世王窝尼；孟克克九世孙，夜郎国二世皇帝多同蒙；孟彩彩九世孙巴国九世王羌賨。第五、六、七三次祭祖分支朝拜祖灵后的旧博物，均埋葬在蒙吐本，即今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每次祭祖分支。都要朝拜九天九夜，活动内容，包祭天、祭地、祭祖三大项。每个王国前来参加朝拜祖灵的都在数百人。每次都规模盛大，热闹非凡。每次祭祖分支后，家族共有的博物，都全部损毁砸烂埋葬，象征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以上这段文字并非原文，原文写的太乱，笔者不得不稍作整理，但意思不变。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我们所关注的三星堆，原来真是三个古夷人祭天、祭地和祭祖的塔。祭祀坑，是祭祀后的博物掩埋坑。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祭祖时间，与三星堆科学测定的年代基本相符。出土的二号坑，自然也该是六次或七次祭祖之后的博物掩埋坑。

张和东，是德薄氏153代夷人史谱的传承人。自从1957年读中学的时候开始至2003年6月止，用46个春秋翻译整理、考察、完善此《夷人史谱》，前后经过22次修整，才正式提供付梓印刷。目前因经费所限还未正式出版。文中所列资料当较为准确无误。是研究彝族先民古夷人历史的珍贵史料。

（四）“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形器、金薄虎形饰及龙形器诠铎。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形器、金薄虎形饰，载于《三星堆》画册的有四件。作为装饰雕刻或铸造在器物上的不少。龙形器一件，铸造在器物上的龙也不少见。专家们对这一现象似乎并不太关注，所有研究文章、电视专题片都未曾谈到它们，但在三星堆人看来，恐怕是极重要的，那是他们的崇拜物，是他们的图腾。这一点，在古夷系民族中，从古到今，一脉相承。比如彝族就崇拜虎龙。虎是原生图腾，因此最受器重，三星堆人用金箔做了一只虎，表明的恐怕就是这种意识。龙，源于“九隆”神话，也被当做图腾物给予崇拜。彝族自称的“罗倮”，意思就是“虎龙子孙”。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僳僳、拉祜等都崇拜虎龙，伏羲崇拜虎龙，炎黄崇虎龙，羌人也崇拜虎，因为他们都是古夷分支的后裔。

专家也谈到三星堆人的图腾，但关注的是鱼鹰。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有勾状喙的鸟形造像也真不少，正好与汉史中记载的第三代国王鱼凫相对应。呈勾喙状的鸟，不止鱼鹰，岩鹰、山鹰也都呈勾喙状。因此，勾喙状的青铜文物到底算鱼鹰，还是山鹰，是很难分辨的。而山鹰，也是夷（彝）人的崇拜物乃至图腾，凉山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讲始祖支格阿鲁，就是天上飞的龙鹰滴了三滴血在他母亲的裙子上，以致怀孕而生的。滇，这个云南的简称，据去世的彝族著名作家李乔，考察研究得出的认识，是彝语“鹰”的汉字译音，是滇池地区古夷（彝）部落的名号，意为崇鹰（滇）的部落。后来才演变成为云南的简称。三星堆人要是真的崇拜鱼鹰，以鱼鹰为图腾，那这一图腾只能家族分支后的氏族图腾，而不是原生图腾。

其中的虎龙雕像才是表现三堆人原生图腾的物件。做成金虎，表明其对总的原生图腾的格外尊重。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可以说大都表现出强烈的古夷文化特征。而专家们的研究却很少将其与古夷（彝）文化相联系，也许是他们对古夷（彝）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只有四川省科协的钱玉趾先生，直接从彝文化中寻找依据，那当然是很有见地的表现。

本文已万字出头，就此搁笔。今后还会继续撰写，就一些有争论的文物结合古夷（彝）文化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仅就上述三个论题，也可以充分证明，三星堆遗址，属古夷文化遗存无疑。其它的认识，多半是把源流颠倒了，不然就是牵强附会。要知道世界文化史上，不同地区不同人种，能创造出相同似器物的，累见不鲜。没有民族迁徙与交往的历史作依据，随意议论其影响，是说服不了人的。将其当做历史，更是谎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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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三星堆

作者：摩瑟磁火 发布时间：2007-11-22 原出处：彝族人网

　　之前就曾听人说起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与我们凉山彝族人的长相有些相似，有些器物也与我们凉山彝族的器物有关，等等。不过总觉得那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没有去细心推敲。因此，当有机会前去三星堆参观时，也没有做一点准备。不过一见到各种形态的青铜人像后，倒真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在哪里见过。可细想起来，又觉得难以置信，找不出充足的理由。
　　最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反复看了一下CCTV“探索发现”栏目的“三星堆•消失与复活”，也粗略地翻了一下几本研究三星堆的书，读了几篇相关的论文，了解了三星堆的一点皮毛，于是便产生了一些胡乱的联想。兹将这些联想略举于下，作为参考。

联想一：从三星堆青铜器到彝族的铜崇拜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彝族人对铜的崇拜。今彝族人认为铜有防疫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有防癞的作用。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为带铜手镯（ꐯꇇꈬ）、铜戒指（ꐯꇇꀘ）有防疫作用，所以有精致的铜手镯、铜戒指，又有铜酒壶（ꐯꌑꇌꀧ）、铜鸽子（ꐯꉌꊭ）、铜茶壶(ꐯꀐꇐ)、铜烟杆（ꐯꑲꃹ）、铜盏(ꐯꍔ)等生活用具。表现在宗教层面上，则有铜制的且克（ꏽꈌ）即神扇。或许在更早的时候，毕摩用的其它法器也是用铜制的，乌吐（ꃻꄲ）即神筒（钱玉趾先生认为与三星堆的玉璋相似）的表面就有用铜皮包卷而成的，上面的带子也以用铜链做的为毕摩们所看重，法铃也以铜制的为上（如图）。

　　另外，我疑心彝人所崇拜的灵物“吉尔”在古时或许就是指某种铜器。今彝人所说的“吉尔”，大致有两种所指：1、具有灵性的某物，如箱、柜、铠甲、刀、剑，鹰、蛙、蛇、鸦等；2、随着某人的出生而先天性地伴生而来的一种护佑神，共有九种（ꐰꇑꃅꈬꂷ）。以前有人将“吉尔”译作“法宝”是不错的，但也许还不是其原始义。在彝语中，“吉”有“铜”之义，“尔”有“圆圈”、“圆周”、“球状物”等义，合之则有“铜圈”、“铜壶”、“铜帽”、“铜球”等义。如果这样分析可信，则彝人是将铜看作灵物来崇拜的。

　　另外，今云南巧家、会泽、东川等地一直是彝族先民的耕牧之地，据说，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殷商以前，这些地方就已经开始采铜，经科学分析，有部份中原出土的殷商时期的铜器，其原料就来源于这一地带。而云南巧家境内的堂琅山据说就是彝族经典中所记载的洛尼山（ꃀꀑꇅꑎꁧ），一说是土尔山（ꄵꇓꁧ），是彝族再生始祖笃慕及其臣民曾经耕牧过的地方。根据彝族经典《西南彝志》等的记载，笃慕其人又是从成都迁居到洛尼山的。可见，彝人对铜的崇拜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而这一切又不免让人想到，彝族可能曾经有过辉煌的青铜文明。

联想二：从青铜神树到彝族的神树

　　三星堆共出土了六棵青铜神树，其中一号青铜神树经修复比较完整。有学者将这些神树比作《山海经》中所说的“建木”、“若木”、“扶桑”等，还有人说与摇钱树相似等等，众说纷纭。但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神树都与宗教祭祀有关。这就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彝族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各种神树。大致说来，今凉山彝族宗教祭祀活动中涉及的神树主要有几种：1、生长于某处被认为有灵性而受到礼拜和祭祀的神树； 2、凉山彝族祭祖仪礼中的神树“直波”（ꍞꁧ）；3、在大型的祈福仪式（ꈲꀨ）和猪胛骨卜仪式（ꃮꁒ）中用到的三棵神树。这里我们先来谈谈“直波”。在彝族祭祖送灵仪式中，“直波”是作为“根本树”而存在的，通过它，祖先可以把生殖的根本――“种子”传给子孙，人们认为它有使血脉不断得以延续的作用，也即传宗接代的作用，是祭祖仪式中最为重要的物件之一。一般说来，土司用柏树（ꌅꇔꎺꀑꊥ），毕摩用杉树（ꀘꇔꌿꀑꊥ），黑彝用松树（ꆈꇔꄮꀑꊥ），白彝用马桑树（ꐎꇔꏸꀑꊥ）。据说在早期，在为有儿子的逝者做的送灵仪式上，“直波”的树枝层数为单数，有九层、七层、五层、三层之分，在为只有女儿或无后的逝者送灵时，“直波”的树枝层数为双数，有八层、六层、四层、二层之分；但现在一般都不讲究层数了，且只在为有儿子的逝者做的送灵仪式上才插。有人说彝族古时还曾经用铜或金来制作“直波”（ꐯꏂꍞꁧꋉ）③。在做仪式时，还要在这棵树上挂上猪尸（ꏦꃮ）、生殖草偶（ꍞꁱ）和画有飞禽的一块木板。再说那三棵神树，它们分别名为“左方尼波木”（ꃼꊂꑌꁧꂤ）、“右方火且平”（ꑴꊂꉻꐂꀻ）、“中间惹格瓦”（ꈪꊂꌺꈩꃪ），有毕摩说这三棵树代表天、地、人，也有毕摩说“左方尼波木”是世间和阴间交流的通道，“右方火且平”是人鬼之间交流的通道，而“中间惹格瓦”是活人与灵魂之间交流的通道。有意思的是，左方那棵树上要挂上牛胛骨肉（或说挂上羊头和连着头的羊皮，很象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所谓“龙”），右方那棵树上要挂上绵羊胛骨肉。而胛骨是彝族毕摩用以占卜的骨头，那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占卜方法，古羌人也曾用这种方法占卜。中间那棵树上要挂上猪的“胸脯肉”（ꃚꉐ）（一条从猪舌头到猪尾沿猪的胸部割下来的肉条）或猪鼻猪尾（ꃮꁍꎼꂱꀯ），还要像“直波”一样挂上一个画有飞禽（有说是大雁）的木板，这就与三星堆青铜树枝上站着鸟儿有类似之处。经书上还说祖宗“三年在地下，被猪拱出来，爬上‘惹格瓦’，考魂寄于惹格瓦，妣魂寄于惹格瓦，去啊考魂去，去啊妣魂，考魂变成银而去，妣魂变成金而去”（《考妣变幻经》《ꁍꏼꁒꏼ》）。可见“惹格瓦”这棵神树乃是考魂妣魂之寄托。非常凑巧的是，许多学者都认为三星堆神树就是神灵上下的通道，这与上述几种神树的功能不约而同。彝文经典中还有“春季骄阳莫伤‘惹格瓦’，夏季雷电莫击‘惹格瓦’，冬季大雪莫压‘惹格瓦’，气流徐徐莫刮‘惹格瓦’”的说法，可见对该神树的重视。

联想三：从青铜人像到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祖妣偶像

　　三星堆出土了不少的青铜人像和所谓“兽面像”。为什么要铸造这些像？铸造后又为什么埋掉？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由此我想到美姑县峨曲古区已故老毕摩阿尔氐曲讲过的一个典故，说古时彝人做祭祖仪式时，事先要请许多大工匠来用金银打制考妣人偶及其各种生活用品，今凉山彝人用竹灵代表祖妣，实乃简化之法；又说如今用刺龙苞树做的灵棺那时候也是用金银来打制的（今彝语仍将用刺龙苞树做的灵棺称为“曲布史洛”，义即“金棺银椁”。在祭祖仪式中将竹灵装入“灵棺”时仍要象征性地放置一点金银进去），最后要把金银人偶装殓入金棺银椁送往岩洞中。毕摩经典《考妣变幻经》中也有“变呀考变幻，变呀妣变幻，彼方阿哲居，阿哲来打银，打银声铮铮，此方乌撒居，乌撒来打金，打金声铮铮，打银垫考身，打金接妣骨……考变成白银，妣变成黄金……打银接考骨，打金罩妣面，不变则不美，不变则不去，变则随考美，变则随妣美……；阿尔④工匠来打制，打铜又打铁，史楚⑤毕祖来，阿尔匠祖来，打制铜铁锁，锁则固，锁则牢”的记载。还有所谓“取金铸妣形，取银铸考象”（ꏂꒃꁵꇵꎵ，ꐎꒃꒆꉻꄻ）的说法⑥。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祖先偶像的制作雕饰及随装品十分精致复杂：祖公的脸用银子镶嵌而成，祖妣的的脸用金子镶嵌而成；骨骼用翠石琢磨而成，并用金线连接；祖妣偶像均穿着绸缎衣裤，先置于用獐子皮缝制的皮袋中，再装入祖灵筒内；与祖先偶像随装的有祖先日常用具模型，即用铁制成的小型工具，如釜、甑、碗、刀、斧、锄、犁等；还要随装一根用铁制的撑天柱；另外，每次举行祭祖大典，都要在祖灵筒内增添一个新铜铃”⑦。可见古时彝人祭祀时要打制金银考妣像是可信的。特别是“打银接考骨，打金罩妣面”一句以及“祖公的脸用银子镶嵌而成，祖妣的脸用金子镶嵌而成”一句所提示出的与三星堆人像的金面具（见图）是否也会有某种联系呢？这是其一。

联想六：从青铜人兽像到彝族的鬼神形象

　　从三星堆各种铜人像上看，也有不少特点与彝族人及其传说中的鬼神形象有相似之处。有些文献把彝人描述为高鼻、深目，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相似。三星堆人像的耳朵有穿一孔的、穿两孔的、穿三孔的，今彝族男子一般都在左耳上穿一孔，女子则在双耳上各穿两孔，不见有穿三孔的，但据说以前曾经有穿三孔的。而在耳朵上穿孔是古夷系民族的一种古老习俗。彝族人特别重视耳朵，还表现在对耳朵伤害案的赔偿中，耳朵被分为为上、中、下三部份，各部份的赔偿额度不同，有“耳头（上耳轮）九钱黄金，耳腰（中耳轮）七钱黄金，耳尾（下耳轮）五钱黄金”（ꅲꀑꏂꈬꑟ，ꅲꐧꏂꏃꑟ，ꅲꂥꏂꉬꑟ）的说法。穿孔的部位因为要佩戴饰品，关乎人的“脸面”形象，赔偿额度要高一些。在毕摩用草扎的鬼神草偶（ꏜꁱ）中，有一种神叫 “什舍生四耳”（ꏃꎹꅲꇖꅑ），大致相当于汉族所说的“顺风耳”，还有一个神叫“阿史八只眼”（ꀋꏂꑓꉆꋦ），相当于汉族说的“千里眼”，它们与眼睛凸出、长耳的青铜纵目面具（如图）也是同一类的东西。而关于青铜纵目面具，云南彝族文献中就有关于“直眼人”的明文记载。实际上，纵目面具在我们看来就与“阿史八只眼”一样，只是一种艺术上的夸张，无非就表现其目光税利、目光远大、眼界开阔等，并不一定就有这样的真人。当然，就如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凸出的眼睛可能确实与太阳崇拜有些关系，就象彝族经书中描述支格阿龙时说 “左眼生日形，日光辉灿灿；右眼生月像，月像亮堂堂”。今彝族毕摩宗教仪式上还有一种用以“防疫”的木板画（ꈓꁱꏬꁱ），上面画有一只鹰，就特别突出其眼睛，目的就是让他“眼观六路”，作好看守工作（如图）。

　　从头饰上来看，三星堆人像中有一个带着辫索状帽箍的，这与今彝族老人将发髻辫索缠在头上作“头帕”惊人地相似（如图）。

　　另外，彝族自古有“头髻挂金饰”（ꌀꂷꏁꈄꃮ）的传统，并将其看作人体上最重要的装饰，毕摩经书中画的支格阿龙就头戴铜盔（ꐯꀱꀎꇓꅑ），其画法有多种形式（如图）：

　　其形状与下列三星堆兽首冠人像、兽面像、人头像等（如图）在艺术想象方面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在今存的毕摩经典中，描写神时经常称“神父留银髻，神母带金盔”，描写鬼时则称“鬼父留铜髻，鬼母带铁盔”，看起来似乎也就是对三星堆人头的描写。三星堆还出土了一个跪坐的青铜人，头上有七根弯曲的“辫子”，学者们认为可能是鬼的形象。令人惊奇的是，今彝族草扎和木板画中就有一个鬼叫“癞母头七丫”（ꑠꃀꀑꏃꐞ）与其非常相似，实际上就是留了七条辫子（如图）。

联想九：从铜人、铜动物到彝族毕摩的泥塑

　　由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青铜兽像、青铜虎、青铜鸡、青铜蛙、青铜蛇、青铜小人等，我们又联想到了今彝族毕摩们在仪式活动中用泥塑的鬼神偶。其中青铜蛙、青铜蛇和青铜鸡（如图）就与今彝族毕摩的泥塑有相似之处。按各种仪式的需要，毕摩的泥塑有泥牛、泥羊（山羊和绵羊都有）、泥鸡、泥猪、泥狗、泥马、泥鬼（有各种各样的泥鬼，造型奇特，想象丰富）、泥人（如泥君、泥臣、泥毕摩）等等（见图示）。这些泥塑主要用于祛风除湿一类的仪式，有时也用于为了防地震而作的祭地下鬼神的仪式，此时就要向各种各样的泥塑献祭，以保不发生地震。

上图与下图转载自：网友“幸福三尺冰”的帖子《阿坝【藏传老铁印】印面能和三星堆勉强扯点关系。》

下面是三星堆文物：

有网友写道：我再清楚地表白一下我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三星堆及上古文化的分析上）：4800年前，中华文明是多起源的，古彝族及汶川以及红山、大地湾、龙山、仰韶、良渚等等一并孕育着上古中华文明，4800年左右，南北文明在三星堆碰撞并壮大发展成“华夏文明”，多文化的碰撞才能孕育出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华夏族由此诞生而延续至今！

华夏族是由上古众多原始部落融合而成的，不是单一民族。至于三星堆的文物，这个贴中举出了与彝族相似的证据，我承认了。但三星堆文物中还有大量与华夏族特征一致的特征。三星堆的发现，伟大之处就在于证明了华夏族的确是多民族的融合再扩散这一事实，从现在的证据显示，彝族文化、汉族文化的特征都可从三星堆得到印证。

（有网友认为：三星堆文字与甲骨文如出一辙，器物风格与商周一脉相承。理由是：其衣服是右衽相交后走中线，那个肩带不是衣服。见上图）

以下，周礼六器对应三星堆文物：

不过专家说古蜀人和中原人都是羌族流传下来的，不过羌和汉族的古姓姜姓的却与关联，但是偏偏甲骨文里蜀这个称呼非常奇怪！商代称呼未开化民族都带有一个犬字旁，什么戎狄啊，什么的，蜀这个称呼很奇怪。

三星堆的祖上，蚕丛王，鱼凫王，杜宇王，开明氏，完全无法与中原王朝对应，只能猜测他们所生活的时空。对于巴国，跟中原近一点，我们还知道他祖上跟伏羲氏有亲，但是蜀国完全是隔绝的，独立的两条线。巴人的廪君，到现在也说不清跟中原王朝对应的是哪个朝代。

有人推测，最后被秦国灭的蜀王，是开明氏第二十二世，但也是一个猜测。唯一确定的是，开明氏是最后一个蜀国王朝。被秦国灭了之后，蜀人就消失了。现在都是个谜团。对于蜀国，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中原其他国家的记载中知道的，知道他们也崇拜太阳神，他们的图腾估计是三足金乌。

还知道他们丝绸业发达，非常富庶，但又蛮荒。直到三星堆被发现，我们才知道他们有多么辉煌的文明。三星堆还有无数的谜团。从哪儿冒出来，最后又走向何方，就是最大的谜团。

看了上面的图片，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的彝族是三星堆文明的后裔，不过历史的变迁，文明的融合与消亡太普遍了，殷商就有可能是由巴蜀地区辗转迁徙而来的，被周灭之后，又辗转到了美洲，周的先祖也是由西迁徙而来的。

（以上这几段文字，整理自网友讨论，仅供参考）

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

许多的专家学者惊人的发现三星堆文化中 有许多彝族文化的基因，三星堆文化涵盖着许 多的彝族文化。据许多媒体报道，已有古彝文 专家用彝文破译了三星堆的巴蜀图语，揭开了 三星堆的许多秘密。

有教授明 确指出：1）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 始祖的早期蜀人，彝族多元起源的又一源 是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2）彝族的 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 的“夷”，通“彝”，成为今称；3）彝族进入 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武洛撮，疑即蜀王蚕 从；4）春秋中期蜀洪荒后彝族的民族再 生始祖笃慕，疑即蜀帝杜宇；5）彝族的 历数之祖额速，疑即颛瑞；6）彝史上的“ 鬼主”应释为“神守”、“鬼国”应释为“神守之 国”

2009年南方周末某期以长篇幅阐述过三星堆文物里的古彝文字，附图如下

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彝人起源大致是这样：

古彝人分成商和蜀，今彝人由蜀一脉相传下来。

彝人称之为哎哺氏时代，号称漫长的九十代（约2245年——1800年），每一代叫什么，均有彝文谱谍记载；

尼能氏时代45代（约1225年——900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吧；

什勺氏时代45代（约1225年——9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吧；

彝人生存繁衍迁徙路径：滇南——滇中——元谋，再以元谋为中心金沙江为纽带向九江河流域及滇远西至布拉马普得拉河以东地区；

经历六代过渡时期进入人文时代，这六代即：桑仔俄或三自王（彝人第一个远古创世的始祖）、阿育僰、僰苴柢天王伏轩、柢蒙苴地皇神农或炎帝或帝尧或放轩、蒙苴眉人皇轩辕黄帝或喾或帝俊；——《额通杰》

第六代蒙苴眉出生在滇西北今怒州兰坪县境内昆仑洞，公元前3030年至公元前2890年前后，在今兰坪县金顶镇建立了轩辕国，以后迁到滇西楚雄境内。蒙苴眉居住滇西楚雄中州后娶六房，次房所生长子苴眉契（希慕遮）死后葬在今喜马拉雅山弥渡县寅街乡境内的景东坡；

苴眉契（希慕遮）生活的时期，相当于夏朝前的父系社会时期：一世苴眉契（希慕遮）、自牦牛徼外入居邛之卤——《安顺府志。普里本末》之《罗甸夷书》证明苴眉契当时已经迁至“后三危地”即爨夷史称“背争咪”即甘肃省敦煌，这是为了缅怀先祖把原居住过的前三危地（中州即云南楚雄的云龙）迁到甘肃敦煌，称敦煌一座山为“后三危山”，苴眉契后裔在这里建立了三苗国；

苴眉契十四世孙迫勒道（赤堂或成汤）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古商国，古商国八世君仲碧额主特分国，以秦岭为界，以北续称商国，由兄弟仲丁主国称王，以南由长兄仲碧额在巴蜀新建立古蜀国称帝；

苴眉契（希慕遮）三十二世孙笃弭（杜宇）西周后出生在古蜀国郫县（今四川省境内），笃弭是古蜀国沿袭的第十二世皇帝，在蜀盆地（后古西海或戈成海）洪难时笃弭把古蜀国都迁到邛崃山脉以南，即今四川省邛崃市以北的洛宜山，史称“洛尼山”娶三房生六子，六子六祖先，六祖分支时距今约2600年，沿袭至十四世古蜀国皇帝“克濮陇”时才迁回郫县，以后又过了若干年才迁入成都。

……难得打字，今天就介绍这些。最后补充说明一点：

“三星堆”是彝族先民把三危地从楚雄中州搬到后三危地甘肃敦煌再搬到成都，当时不叫三星堆，而是叫“三堆山”，意思是一堆祭天，一堆祭地，一堆祭人

三堆山是在大的祭祖分封活动时才堆，成都的三堆山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苴眉契（希慕遮）的第十四世孙迫勒道（赤堂或成汤）的长子仲碧额主特和兄弟仲丁分家时堆的

（以上这几段文字，整理自网友讨论，仅供参考）

（下一篇文章会介绍更多三星堆的稀有文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