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个中国人叫汪直，挺强的，当时日本本土大小军阀一大把，而老汪是个军火商人，也算是日本第一强人了，日本人还有这个国那个国的都在他手下打工，后来嘉靖命令东南总督胡宗宪灭了他，不过老胡也考虑到老汪的实力，决定先诱上岸再终身监禁，可是当时他的上司，一个姓赵的在他那，听说老汪来了，非常害怕，于是乎就不顾老胡反对把老汪杀了，老汪死前说，我死不要紧，可惜要苦了东南百姓，此地必乱十年，后来老大一死，小日本就跳了，才有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传奇故事。

把重点放在抗倭的时候，葡萄牙偷偷地侵入了澳门。应该没记错吧？

应该是支持中国人的抗倭吧，但是所谓的倭寇其实还是以中国沿海渔民百姓居多，而幕后老板据说也是中国人，日本人只是打工仔而已。

西方依次崛起的海洋强国，都在实践中认识到，流动的海水无法让人驻足，要永久留在某一海域必须建立海上据点。这些国家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东印度群岛都这么着，来到中国自然也不会例外。这也是葡萄牙人进来以后，给中国沿海形势带来的最大变化。以往前来骚扰的海盗，不论人多人少，只在沿海一带抢掠粮食、财物和男女人口，一般抢了就走，并不停留，更不敢轻易深入内地。大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拥而来，也一哄而散。葡萄牙人一来，直闯地方官府，进宫求见皇帝，摆出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尽管这些兼有海盗和海商两重身份的葡萄牙人一再被地方官府拒绝，或被驻军驱赶，欲在中国拿下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如一，从不放弃。

　　葡人最先看中的，是浙江宁波附近一个名叫双屿的海岛。该岛重峦叠嶂，树木葱茏，地势险要，明初整饬海防，专门派出官兵在此驻守。此后天下承平日久，朝廷武备废弛，岛上原有驻军不知不觉消失，只保留在地方官府吃空饷的花名册里。两个本地海盗头目，一个来自福建的李光头，一个来自安徽歙县的许栋，乘虚而入，占岛为王。葡寇和倭寇如苍蝇逐臭，闻腥即至，三股势力很快在此合流。他们既统御海上的不法生意，所有驶往海外船只都控制在其手中，一切走私贩私活动也都由其包揽；同时，又明火执仗当强盗，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富裕村镇，甚至攻州掠府，对抗官军。本地一些“富户大姓”欲从中分肥，不惜投靠这个中外盗寇联合体，有的为其打掩护，有的为其通风报信，踩点指路，窝赃销赃，闹得闽、浙沿海一带鸡飞狗跳，老百姓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南赣巡抚朱纨奉旨赴浙江剿寇，并提督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建宁五府军务。他来到浙东，看出葡寇、倭寇和本地海寇结成势力盘踞双屿，是闽、浙沿海祸乱之源，决定拿双屿开刀，一举捣毁这个大匪窟。他先命一名副将扫清外围，逐步将双屿围困起来，等待时机收网。岛上盗寇有恃无恐，竟派人与刚刚抵达宁波城内的日本贡使互通款曲，企图里应外合，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朱纨截获匪首密信，正好将计就计，深夜发动奇袭，将这匪窟踹了个底朝天。在双屿围剿战中侥幸漏网的李光头逃回福建，不久又伙同一帮葡萄牙人在自己家乡作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朱纨带兵赶到福建，在闽、粤两省交界的招安将李光头及96名葡盗捉拿归案，应受害百姓所请通通斩了。本地一帮与中外盗寇有染的人，在双屿之战后骤失重利，无不怀恨在心，正伺机进行报复。此时，给朱纨安上“擅权滥杀”种种罪名，由一些地方官员出面，买通大奸臣严嵩，让嘉靖爷下旨“系狱论罪”。朱纨不甘受辱，愤然自杀，留下一声长叹：“剿外国盗易，剿中国盗难；剿滨海之盗犹易，剿衣冠之盗犹难。”

　　接替朱纨提督东南沿海军务的都御史王纾，深知盗寇内外勾结之害，索性集中打击勾结葡贼、倭寇的大小内奸，严密监视里通外国的“衣冠之盗”，外寇因此难以摸清岸上虚实，经常一登岸便陷入灭顶之灾。葡人在闽、浙的落脚点相继被朱纨拔除，又慑于王纾所部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已退出闽、浙，辗转回到广东境内。但葡盗与别的盗寇有所不同，除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把在非洲贩卖黑人为奴的恶习带来，掳掠中国人口，进行转手倒卖。他们急于在广东找块牢靠地盘，囤积赃物，也囤积人口，靠近广东沿海的澳门岛，很快就成了他们的重点目标。
　　澳门在明代称为“壕境”，有时也写成“濠境”，本地人多称为“蚝境”。这里沿海一带盛产生蚝，生吃和煲汤皆称美食中的一绝，相传还可滋阴补阳，男人吃了壮阳，女人吃了美容，粤人无不喜好这一口。由此看来，“壕境”应是“蚝境”。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即现在的中山县，因此也被称为“香山澳”。葡人究竟怎样登上澳门岛，并如愿以偿将其变成殖民地，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回归祖国怀抱。历来流传的说法很多，而所有的说法都证明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既狡诈又执著，办任何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一种说法，葡人曾以距澳门不远的某小岛为驻足地，但嫌地盘太小，海上往来障碍甚多，无法满足其日益增大的胃口，因而打起了占领澳门的主意。但因其劣迹斑斑，“佛郎机”这名字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大人听了牙齿打战，小孩听了咧嘴大哭。他们耍了个心眼儿，欺中国人看白种人差不多都一个模样，听其鸟语也无法分辨哪是哪国话，更闹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随便捏造了一个国家的名字，穿上奇装异服来到澳门，给驻守本地的海道副使送上一份灿烂夺目的见面礼，佯称是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贡使，只因海上风高浪大，海水漫进船舱，打湿了贡品，需要赶紧晾晒，请求允许在岛上停留数日。海道副使“得人钱财替人消灾”，笑眯眯点头应允。葡人一拥而上，先是搭起临时性的帐篷暂栖身，用揣在怀里又干又硬的面包果腹，装出一副落难的可怜相。及至看到澳门人并无多少警惕性，还不时送来同情的目光，索性垒墙盖屋囤积货物，埋锅砌炉烤面包烧牛排，赖在岛上不走了。

　　另有一种说法，抗倭名将俞大猷奉旨来广东剿寇，曾实施分化瓦解中外盗寇的方略，制订了投降可以免死，还放出“功成重赏其夷目”的话来。狡猾的葡人钻了这个空子，出卖了一股与其发生过摩擦的中国海盗，向官军通报消息，非常准确及时，博得了俞大猷的好感。还有一次，俞大猷部在海上追剿一船倭寇，倭寇走投无路，乞求葡人伸出援手。葡人做足了“惺惺相惜”的姿态，随即引来明军水师，将这股倭寇一网打尽。葡萄牙人积累了这些“功劳”，便找明军水师要奖赏，他们一不要金子，二不要银子，三不要粮食布匹，只求正式批准他们在澳门暂栖身，还拍着胸脯表示日后返回“佛郎机”即“完璧归赵”。俞大猷以为自己讲究信义第一，这些葡人也会一诺千金，便慷慨应允。谁知他们住下以后，再也不提归国这码事。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葡人在澳门站住脚以后，很快与马六甲及印度洋沿岸连成一气，开通了以澳门为转运中心的几条重要航线，既有正常贸易，也有走私贩私，还大肆掳掠人口，或送回本国为奴，或转送他处贩卖。当地官府见葡萄牙人如此胡作非为，态度也日益骄横，都气愤不过。有武员派兵船将澳门出入的海路一一堵死，不许葡人运载货物和人口的船只进出；有文员上书朝廷，历数葡人在澳门犯下的种种罪行，请求朝廷颁旨将其驱逐出境。这时的嘉靖皇帝吃了太多的长生不老丸，丹毒在体内发作，浑身燥热难当，虚火升腾不已，日夜忙着临幸宫中嫔妃，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处理朝政，来自广东的这类折子一律留中不发。葡人闻讯赶紧装出笑脸，打点给地方官员送礼，喜爱钱财的送金银珠宝，贪图享受的送洋烟洋酒，嗜好美 {MOD}的送上几个金发碧眼的小妞，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1582年，万历皇帝执政，因为喜欢上了利玛窦带来的西洋玩意儿，海禁便听之任之。广东本地官民人等跟葡人相处日久，似乎也见惯不惊，渐渐不拿葡人赖在澳门当回事。相传，满洲人努尔哈赤起兵攻打辽东的时候，大明朝廷还特地派人到澳门购买“佛郎机”火炮。葡人以此为资本，面见两广总督，要求取得在澳门的永久居留权。随后来到中国的荷兰人欺负葡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欲将澳门夺归己有，抢占在华贸易的有利位置。葡人借口要抵御荷兰人入侵，大张旗鼓在澳门修筑城墙，设置寨堡，建立属于自己的防御系统，如此一箭双雕，打好了武装占领澳门的基础。此时中国政府惟一坚持的，是葡人照章缴纳租银和税银，在此违法犯罪的葡人也一律交由中国官府处置，算是守住了国家基本的主权。
　　到了清朝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露出了老大封建帝国百孔千疮的破败之相。本来已经沉沦的葡萄牙竟借英国势力，狐假虎威，停付澳门租金和税银，驱逐清政府驻守澳门的官员，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一切自行其是了。1887年12月1日，还由英国出面干预，迫使清政府与葡国签订了所谓的《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澳门从此成了葡萄牙货真价实的殖民地。

　　澳门的丢失之所以令人刻骨铭心，主要在于葡萄牙这样一个已经过气的小国，受了英、荷等海上霸主的挤压，已经从世界其他所占领的地盘退出，却能如愿以偿从中国掠走这么一块殖民地，一占一个世纪，真是匪夷所思。不能说，明清两代执政者都不关心国家安危，但他们只对来自西北边陲的危险保持了警惕，而忽视海上频频传来的警讯，特别是正德、嘉靖两位爷不把葡国占领马六甲当回事，结果让此处成了西方列强挨个入侵的漏斗，由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葡萄牙人在澳门突出的业绩，是将这个偏僻岛屿变成了世界驰名的赌场，听说现在境内居民赴澳门公干或旅游，多少都要掏点钱进赌场赌一赌自家运气。不知有此雅兴的同胞，在这块曾经沦为葡国殖民地的国土上，是否偶尔也会思索一下我们的国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澳门之失曾是一次很悲惨的应验，将来还会不会也在别的什么地方显出灵验来？笔者这点儿小小的提醒，自然不包括那些携公款赴澳门豪赌的贪官污吏，这些蛀虫的存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严重危机。
　　倭寇成为没落大明帝国的切肤之痛

　　区区70个倭寇从杭州湾穿州过府杀到南京城下，数百或数千把倭刀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屠城惨案，闽、浙沿海曾一度尽为倭窟。抗倭军不但要对付凶悍的“真倭”，还要对付令人头疼的“假倭”，一时难倒了很多抗倭名将。胡宗宪编撰《 筹海图篇 》，戚继光辛勤整理记述抗倭秘诀的《 纪效新书 》，期望扭转有海无防的危险局面。而出身草莽荣登关白和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也在谋划将北京纳入日本版图，由他直接统治偌大一个中国。

　　汪直，亦商亦盗给大明朝廷带来的困扰

　　前些年，我国历史学界发生过一场重新认识明朝倭患的学术争论，身为中国人却与倭人联手为患闽、浙沿海的汪直，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

　　汪直，安徽歙县人氏，从小跟着父辈闯荡海洋，往返海外国家做生意，也顺手牵羊当强盗。他长大成人之后混迹江湖，投奔在双屿的海盗头目许栋，不久当上管柜，坐了第二把交椅。许栋与李光头同倭寇、葡寇搭上关系，汪直似乎特别青睐倭人，很快叽里呱啦满嘴倭语，从此与倭寇关系也越来越深。朱纨带兵进剿双屿，他侥幸漏网，远遁日本五岛列岛，收编被打散的残部，招募日本的武士、浪人，重新集结大小船只，继续往来附近国家亦商亦盗的干活，很快形成规模，蜚声中日黑白两道，被人尊为“老船主”。

　　日本一些岛主和武士集团看重汪直熟悉中国东南沿海情形，手中还握有不少直通官府的内线，无论海上走私贩私，还是去中国沿海登岸抢劫，都十分乐意与其携手合作。中国的濒海之盗与衣冠之盗则仰仗其有外国势力做依靠，里外通吃，也争着抢着前往归附。史书上说，汪直这块“香饽饽”，“真倭”、“假倭”无不愿意与之结为死党。“真倭”指的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假倭”指的是混迹倭寇队伍中的中国人。汪直领着这么一支杂牌军，有机会做生意便当商人，有机会抢掠便做强盗，左右逢源，手眼通天，财源广进，到了连日本天皇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的分上。他自己也因此敢拍着胸脯自称“徽王”，并传出“日本三十六岛皆听其指挥”的豪语。中国朝野上下因此视其为制造东南沿海动乱的祸根，从嘉靖皇帝到胡宗宪、俞大猷等剿倭官员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彼此在东南沿海较了多年的劲儿。

　　如何给这么一个复杂人物盖棺定论？国内学术界大体分成两派：一派认定他是“汉奸加倭寇头目”，应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另一派则认为他是“海商领袖”，“反海禁的先驱”，应该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两派学者各抒己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谁也不肯服谁。这一争论还延伸到汪直的安徽老家，演变为一场立碑与砸碑的纠葛。那是2005年，有个日本人自愿拿出一笔钱，要在安徽歙县为汪直修建墓园，以表彰其沟通中日贸易的历史功绩，牢记这个象征两国“友谊长存”的历史人物。这年月正盛行“名人效应”，热衷捣鼓“名人经济”，当地政府很快有了“历史搭台，经济唱戏”的策划，要把这个墓园搞成一处新的旅游景点，让死鬼汪直为今日家乡挣钱。浙江丽水和南京有两名年轻大学教师闻讯大怒，今日中国，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居然还有人敢为大汉奸和大倭寇树碑立传，是可忍，孰不可忍！两人自费来到安徽，愤然将刚立起来的汪直墓碑砸了。这消息传播开来，社会上一时热评如潮，自然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当地政府一时左右为难，颇为尴尬。

　　事实上，汪直既是海商，又是海盗，如前面所说有机会经商便经商，有机会抢劫便抢劫。对照一下欧洲的大航海运动，这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汪直一人独有的原罪。西方国家参与地理大发现者、往来海外做生意者，海商、海盗一身而两任是很寻常的事情，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概莫能外。至于那时的日本，该国历史学家井上清在《 日本历史 》一书中也直言不讳：“武士，浪人乃强盗本性。”这个东瀛岛国土地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本身就具有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世界大航海以来，日本自然跟着时代潮流走。井上清在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既是自由贸易的商人，又是海盗的倭寇，仍旧使用挂着八幡大菩萨的旗子，叫做八幡船的小船，不怕狂涛巨浪，不顾幕府的禁令和明朝的取缔而活动。”

　　日本民间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人如此，由幕府出面进行的“朝贡贸易”或曰“勘合贸易”也如此。嘉靖二年（ 1523年 ），日本国左京兆尹大内氏和右京兆尹细川氏同时派人来中国入贡。两拨贡使前脚跟后脚到了宁波，双方发生“争贡风波”，互相动手打了起来。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追杀细川氏的贡使宋素卿，从宁波到绍兴，一路烧杀抢掠，既劫钱财，也劫人口，并迫使被虏者亲属拿银子赎人，无赎银者便带回日本为奴。宁波驻军出面拦击，两名指挥官都死在宗设手下。还有一个名叫周良的日本贡使，因来中国入贡太勤，市舶官员责其违反“十年一贡”之约，连船带人带货物“礼送”出宁波，让其歇在附近的海岛上，坐等三年五载之后的贡期。周良担心货物受损，暗里托付宁波的“富商大姓”将其贡品送往市场发卖，不想换回的银钱被经手人黑吃黑，翻脸不认这笔账。周良一气之下，带领手下人操起倭刀登岸劫掠，让宁波“加倍奉还”，带着抢来的钱物回国向天皇陛下交差。

　　认真想一想，亦商亦盗大概就是近代商品经济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一种乱象，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伴随假冒伪劣、缺斤短两、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甚至制造谋财害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蘑菇，等等。这种乱象对当时的明朝政府来说，既是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难得机遇。如果那时的当权者能够直面海洋，妥善处置，遏制非法经商，引导合法经商，孤立和打击威胁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内外盗寇，有可能将来自海上的危险转化为巨大的海上商机，大明朝必定出现另一番局面，中国此后的历史也许要重写。然而，大明皇帝们的封建脑瓜，缺乏处理这种亦商亦盗复杂现象的政治智慧和经济头脑。或者本性使然，压根就不愿意面对前途未卜的海洋，在内心深处断然拒绝同商品经济打交道。因此，一律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外交上与日本办过几次交涉无济于事，便雷厉风行“禁海”，一禁解百难。

　　然而，大海是沿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岂能一禁了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海禁，其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禁了海商迫使人们都去非法经商，禁了海盗迫使人们都去为盗。那些依靠走私贩私或偷盗抢劫为生者，在中国沿海被官军撵得鸡飞狗跳无处容身，便远遁至一些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他们既要对抗官府稽查，防止别人前来打劫，还得寻找机会掠夺钱粮财物维持生计。眼看势单力薄，生活无来源，安全无保障，心里七上八下，时刻盼着有人收编。这便是汪直为何一呼百应声势越闹越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倭寇团伙中为何有时“假倭”多于“真倭”的奥秘所在。当然，“假倭”中还包括大量被皇室贵胄夺走土地，或不堪徭役、赋税重压主动放弃土地的无业游民，或已经落草为寇又被官军驱赶得走投无路的“山贼”。那是大明朝未能正确处理内乱的另一种危机，无需在此赘述。

　　笔者前几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铁血军团战将戚继光 》，曾经接触过汪直及其海盗兼海商集团的一些史料。此人走私贩私当强盗有据可查，勾结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祸害众多无辜同胞，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万死之罪”，扣顶“汉奸”和“倭寇头目”的帽子并不为过。但他出身海商家庭，即使干了这么多不法营生，还一直惦着堂而皇之经营海洋贸易，也是不争的事实。汪直在日本五岛逐渐坐大之后，曾多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企图吸引大明朝廷的目光，甚至想着通过“戴罪立功”达到为朝廷接纳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海盗卢七在浙东沿海抢掠战船，直犯杭州附近一个富裕乡镇，劫走大量妇女财物，停船在杭州湾的马迹山港，打算远走高飞。汪直主动率船队奔袭，俘获海盗船13艘，斩杀盗寇千余，并将生擒活捉的贼首卢七和被解救的妇女送与巡抚衙门。此后，地方官府遇倭寇登岸抢劫，暗中请其出动人马协助清剿，也能欣然应命。这么一个人，顺势拉上一把，也许真的就能弃恶从善。但在朝廷官僚集团的眼里，“一朝为寇终身是贼”，不论他怎样往好里表现，照样发兵进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倭寇大举进犯江浙沿海，不但来了大批“真倭”，也来了大批与汪直有瓜葛的“假倭”，其中包括其干儿子汪滶和侄子汪汝贤。当时出任江浙总督的胡宗宪与之交过几次手，总是败多胜少。浙江巡抚阮鹗还被围困桐城，陷入需拿银子赎脑袋的尴尬境地。胡宗宪不得已派身边幕僚去日本招安汪直，事先还从牢狱中放出其老母、妻子，发还其老家被抄物资，营造招安氛围。汪直喜出望外，提出只要允许开展海上贸易，“吾亦欲归尔”。他还分析了日本那时的现状，老天皇已死，新天皇年幼，各岛互不相摄，正闹着内乱，几乎民穷财尽，到了崩溃边沿。只要大明朝廷答应继续与日本开展“厚往薄来”的勘合贸易，通关纳税，不失贡期，他愿派人逐岛“次第晓谕”，让那些岛主各为禁制，使倭寇不得再去中国跋扈逞凶，“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人还是很有一些见识，归顺之心也溢于言表。当时派出的使者也满口应承，使其疑虑尽消，幡然来归。

　　汪直跟着胡宗宪的亲信从日本来到舟山岑港，一边做开市通商的准备，一边将干儿子汪滶招来面授剪灭倭寇的锦囊妙计。汪滶依计行事，先是暗中指点官军攻击进犯瓜洲、上海、慈溪的“真倭”，擒获了倭寇头目四助四郎等，迫使真倭残余逃遁海上。接着通过离间之计，分化陈东、徐海、麻叶几个海盗头目，让其互相猜疑，发生内讧。胡宗宪暗中调集兵马，在南运河中将其一网打尽，立即斩了捉拿归案的倭寇头目，也斩了表示愿意归降的海盗头目陈东、徐海、麻叶等人，连主动撤去桐城之围放还阮鹗者，也不能免死。汪直闻讯十分震惊，开始怀疑朝廷招安的诚意。当胡宗宪派汪滶带着朝廷奖赏的金银去舟山，请其“荣归故里”，他固守岑港不肯挪步。汪滶向干爹表示，胡总督还是有心成全干爹的归顺，朝廷论功行赏也很大方。汪直连连摇头说：“你何愚也！吾不在官府手中，他们当然会厚待你；吾若落到官府手中，阖门死期至矣！”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提出要一“贵官”来岑港做人质，以表明朝廷说话算话。胡宗宪将身边爱将夏正送来，汪直这才放心去了杭州。

　　然胡宗宪尽管有心善待汪直，嘉靖皇帝却不肯答应，还急着要用他那颗贼头祭奠皇陵，向列祖列宗报告“东南倭患已除”的大好消息。那些过去与汪直有染的权豪势要也不肯答应，生怕留下这个活口会泄露他们以往种种见不得天日的勾当，请杀汪某的折子雪片一般飞进京师，话都说得冠冕堂皇。有个叫唐枢的刑部主事力挺胡宗宪，主张刀下留人。他在一封信中说出一番道理：“汪直自愿招喻岛倭，以夷制夷，立功报效，坐地方安堵东南赋税之场，复旧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胡宗宪想保汪直，也是目睹了这人在平倭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让他本人在抗倭总督的位置上坐得安稳些。但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太大，“通贼”的罪名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家头上。他惟恐招来满门抄斩的大祸，竟置爱将夏正生死于不顾，将汪直“就地正法”。汪直受刑时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果然，不幸被其言中，从此闽、浙、粤诸省倭乱不断，东南半壁江山又无宁日。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这个事件中，明朝政府容不下的，不只是汪直这样一个异类，还有他憧憬的海上贸易。而明朝政府失去的，也不只是泱泱大国绝对不可失去的信誉，“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还有扭转海上被动局面的一次绝好机会。在此后的倭乱中，中国不但停止了同日本的一切贸易，与琉球国的交往也受到严重影响，有琉球国派往大明天朝的贡使，居然在中途被倭寇掳掠而去，使得往来中国成为琉球人的畏途。日本商人在中国海域绝迹潜踪之后，一些敢于冒险的日本人，联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辟新的交通线，调转方向去海上其他地方谋发展。中国的商人也纷纷逃身海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落地生根。此时，来到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欧洲人，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在商品流通中大获中国高端产品之利。而中国自身的海上贸易却不断萎缩，原来设立的几个市舶司几乎门可罗雀。当西方国家海洋财富猛增，黄金、白银多到不得不贬值的时候，大明朝廷仍停留在凭升斗计量大米、小米给各级官员发俸禄。濒临海洋的中国撒手放弃海上主动权，又一次尝到了苦果，却远非最后一枚苦果。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上折子恳切陈词：“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谭纶在这里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堵死所有老鼠洞，有可能处处都成老鼠洞，道出了实行海禁的弊端。稍后，接替谭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也痛陈，“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呼吁朝廷开放海禁。朝廷扭扭捏捏，只允许在福建泉州的月港实行有限度的开放，还不许外地人参与，即使本地人也凭“船引”进行总量控制，欲开还禁。到了天启年间，荷兰人来中国叩关，朝廷立刻颁旨“以有红夷，遂严海禁”，堵死了刚打开的一丝门缝。

葡萄牙人和倭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