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谁能给我讲一下在明朝抗倭期间,葡萄牙人的态度?发至我的邮箱806363467@qq.com

2023-07-26 14:41发布

把重点放在抗倭的时候,葡萄牙偷偷地侵入了澳门。应该没记错吧?#p#应该是支持中国人的抗倭吧,但是所谓的倭寇其实还是以中国沿海渔民百姓居多,而幕后老板据说也是中国

把重点放在抗倭的时候,葡萄牙偷偷地侵入了澳门。应该没记错吧?#p#应该是支持中国人的抗倭吧,但是所谓的倭寇其实还是以中国沿海渔民百姓居多,而幕后老板据说也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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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6 15:19
西方依次崛起的海洋强国,都在实践中认识到,流动的海水无法让人驻足,要永久留在某一海域必须建立海上据点。这些国家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东印度群岛都这么着,来到中国自然也不会例外。这也是葡萄牙人进来以后,给中国沿海形势带来的最大变化。以往前来骚扰的海盗,不论人多人少,只在沿海一带抢掠粮食、财物和男女人口,一般抢了就走,并不停留,更不敢轻易深入内地。大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拥而来,也一哄而散。葡萄牙人一来,直闯地方官府,进宫求见皇帝,摆出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尽管这些兼有海盗和海商两重身份的葡萄牙人一再被地方官府拒绝,或被驻军驱赶,欲在中国拿下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如一,从不放弃。

  葡人最先看中的,是浙江宁波附近一个名叫双屿的海岛。该岛重峦叠嶂,树木葱茏,地势险要,明初整饬海防,专门派出官兵在此驻守。此后天下承平日久,朝廷武备废弛,岛上原有驻军不知不觉消失,只保留在地方官府吃空饷的花名册里。两个本地海盗头目,一个来自福建的李光头,一个来自安徽歙县的许栋,乘虚而入,占岛为王。葡寇和倭寇如苍蝇逐臭,闻腥即至,三股势力很快在此合流。他们既统御海上的不法生意,所有驶往海外船只都控制在其手中,一切走私贩私活动也都由其包揽;同时,又明火执仗当强盗,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富裕村镇,甚至攻州掠府,对抗官军。本地一些“富户大姓”欲从中分肥,不惜投靠这个中外盗寇联合体,有的为其打掩护,有的为其通风报信,踩点指路,窝赃销赃,闹得闽、浙沿海一带鸡飞狗跳,老百姓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南赣巡抚朱纨奉旨赴浙江剿寇,并提督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建宁五府军务。他来到浙东,看出葡寇、倭寇和本地海寇结成势力盘踞双屿,是闽、浙沿海祸乱之源,决定拿双屿开刀,一举捣毁这个大匪窟。他先命一名副将扫清外围,逐步将双屿围困起来,等待时机收网。岛上盗寇有恃无恐,竟派人与刚刚抵达宁波城内的日本贡使互通款曲,企图里应外合,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朱纨截获匪首密信,正好将计就计,深夜发动奇袭,将这匪窟踹了个底朝天。在双屿围剿战中侥幸漏网的李光头逃回福建,不久又伙同一帮葡萄牙人在自己家乡作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朱纨带兵赶到福建,在闽、粤两省交界的招安将李光头及96名葡盗捉拿归案,应受害百姓所请通通斩了。本地一帮与中外盗寇有染的人,在双屿之战后骤失重利,无不怀恨在心,正伺机进行报复。此时,给朱纨安上“擅权滥杀”种种罪名,由一些地方官员出面,买通大奸臣严嵩,让嘉靖爷下旨“系狱论罪”。朱纨不甘受辱,愤然自杀,留下一声长叹:“剿外国盗易,剿中国盗难;剿滨海之盗犹易,剿衣冠之盗犹难。”

  接替朱纨提督东南沿海军务的都御史王纾,深知盗寇内外勾结之害,索性集中打击勾结葡贼、倭寇的大小内奸,严密监视里通外国的“衣冠之盗”,外寇因此难以摸清岸上虚实,经常一登岸便陷入灭顶之灾。葡人在闽、浙的落脚点相继被朱纨拔除,又慑于王纾所部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已退出闽、浙,辗转回到广东境内。但葡盗与别的盗寇有所不同,除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把在非洲贩卖黑人为奴的恶习带来,掳掠中国人口,进行转手倒卖。他们急于在广东找块牢靠地盘,囤积赃物,也囤积人口,靠近广东沿海的澳门岛,很快就成了他们的重点目标。
  澳门在明代称为“壕境”,有时也写成“濠境”,本地人多称为“蚝境”。这里沿海一带盛产生蚝,生吃和煲汤皆称美食中的一绝,相传还可滋阴补阳,男人吃了壮阳,女人吃了美容,粤人无不喜好这一口。由此看来,“壕境”应是“蚝境”。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即现在的中山县,因此也被称为“香山澳”。葡人究竟怎样登上澳门岛,并如愿以偿将其变成殖民地,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回归祖国怀抱。历来流传的说法很多,而所有的说法都证明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既狡诈又执著,办任何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一种说法,葡人曾以距澳门不远的某小岛为驻足地,但嫌地盘太小,海上往来障碍甚多,无法满足其日益增大的胃口,因而打起了占领澳门的主意。但因其劣迹斑斑,“佛郎机”这名字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大人听了牙齿打战,小孩听了咧嘴大哭。他们耍了个心眼儿,欺中国人看白种人差不多都一个模样,听其鸟语也无法分辨哪是哪国话,更闹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随便捏造了一个国家的名字,穿上奇装异服来到澳门,给驻守本地的海道副使送上一份灿烂夺目的见面礼,佯称是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贡使,只因海上风高浪大,海水漫进船舱,打湿了贡品,需要赶紧晾晒,请求允许在岛上停留数日。海道副使“得人钱财替人消灾”,笑眯眯点头应允。葡人一拥而上,先是搭起临时性的帐篷暂栖身,用揣在怀里又干又硬的面包果腹,装出一副落难的可怜相。及至看到澳门人并无多少警惕性,还不时送来同情的目光,索性垒墙盖屋囤积货物,埋锅砌炉烤面包烧牛排,赖在岛上不走了。

  另有一种说法,抗倭名将俞大猷奉旨来广东剿寇,曾实施分化瓦解中外盗寇的方略,制订了投降可以免死,还放出“功成重赏其夷目”的话来。狡猾的葡人钻了这个空子,出卖了一股与其发生过摩擦的中国海盗,向官军通报消息,非常准确及时,博得了俞大猷的好感。还有一次,俞大猷部在海上追剿一船倭寇,倭寇走投无路,乞求葡人伸出援手。葡人做足了“惺惺相惜”的姿态,随即引来明军水师,将这股倭寇一网打尽。葡萄牙人积累了这些“功劳”,便找明军水师要奖赏,他们一不要金子,二不要银子,三不要粮食布匹,只求正式批准他们在澳门暂栖身,还拍着胸脯表示日后返回“佛郎机”即“完璧归赵”。俞大猷以为自己讲究信义第一,这些葡人也会一诺千金,便慷慨应允。谁知他们住下以后,再也不提归国这码事。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葡人在澳门站住脚以后,很快与马六甲及印度洋沿岸连成一气,开通了以澳门为转运中心的几条重要航线,既有正常贸易,也有走私贩私,还大肆掳掠人口,或送回本国为奴,或转送他处贩卖。当地官府见葡萄牙人如此胡作非为,态度也日益骄横,都气愤不过。有武员派兵船将澳门出入的海路一一堵死,不许葡人运载货物和人口的船只进出;有文员上书朝廷,历数葡人在澳门犯下的种种罪行,请求朝廷颁旨将其驱逐出境。这时的嘉靖皇帝吃了太多的长生不老丸,丹毒在体内发作,浑身燥热难当,虚火升腾不已,日夜忙着临幸宫中嫔妃,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处理朝政,来自广东的这类折子一律留中不发。葡人闻讯赶紧装出笑脸,打点给地方官员送礼,喜爱钱财的送金银珠宝,贪图享受的送洋烟洋酒,嗜好美 {MOD}的送上几个金发碧眼的小妞,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1582年,万历皇帝执政,因为喜欢上了利玛窦带来的西洋玩意儿,海禁便听之任之。广东本地官民人等跟葡人相处日久,似乎也见惯不惊,渐渐不拿葡人赖在澳门当回事。相传,满洲人努尔哈赤起兵攻打辽东的时候,大明朝廷还特地派人到澳门购买“佛郎机”火炮。葡人以此为资本,面见两广总督,要求取得在澳门的永久居留权。随后来到中国的荷兰人欺负葡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欲将澳门夺归己有,抢占在华贸易的有利位置。葡人借口要抵御荷兰人入侵,大张旗鼓在澳门修筑城墙,设置寨堡,建立属于自己的防御系统,如此一箭双雕,打好了武装占领澳门的基础。此时中国政府惟一坚持的,是葡人照章缴纳租银和税银,在此违法犯罪的葡人也一律交由中国官府处置,算是守住了国家基本的主权。
  到了清朝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露出了老大封建帝国百孔千疮的破败之相。本来已经沉沦的葡萄牙竟借英国势力,狐假虎威,停付澳门租金和税银,驱逐清政府驻守澳门的官员,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一切自行其是了。1887年12月1日,还由英国出面干预,迫使清政府与葡国签订了所谓的《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澳门从此成了葡萄牙货真价实的殖民地。

  澳门的丢失之所以令人刻骨铭心,主要在于葡萄牙这样一个已经过气的小国,受了英、荷等海上霸主的挤压,已经从世界其他所占领的地盘退出,却能如愿以偿从中国掠走这么一块殖民地,一占一个世纪,真是匪夷所思。不能说,明清两代执政者都不关心国家安危,但他们只对来自西北边陲的危险保持了警惕,而忽视海上频频传来的警讯,特别是正德、嘉靖两位爷不把葡国占领马六甲当回事,结果让此处成了西方列强挨个入侵的漏斗,由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葡萄牙人在澳门突出的业绩,是将这个偏僻岛屿变成了世界驰名的赌场,听说现在境内居民赴澳门公干或旅游,多少都要掏点钱进赌场赌一赌自家运气。不知有此雅兴的同胞,在这块曾经沦为葡国殖民地的国土上,是否偶尔也会思索一下我们的国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澳门之失曾是一次很悲惨的应验,将来还会不会也在别的什么地方显出灵验来?笔者这点儿小小的提醒,自然不包括那些携公款赴澳门豪赌的贪官污吏,这些蛀虫的存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严重危机。
  倭寇成为没落大明帝国的切肤之痛

  区区70个倭寇从杭州湾穿州过府杀到南京城下,数百或数千把倭刀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屠城惨案,闽、浙沿海曾一度尽为倭窟。抗倭军不但要对付凶悍的“真倭”,还要对付令人头疼的“假倭”,一时难倒了很多抗倭名将。胡宗宪编撰《 筹海图篇 》,戚继光辛勤整理记述抗倭秘诀的《 纪效新书 》,期望扭转有海无防的危险局面。而出身草莽荣登关白和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也在谋划将北京纳入日本版图,由他直接统治偌大一个中国。

  汪直,亦商亦盗给大明朝廷带来的困扰

  前些年,我国历史学界发生过一场重新认识明朝倭患的学术争论,身为中国人却与倭人联手为患闽、浙沿海的汪直,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

  汪直,安徽歙县人氏,从小跟着父辈闯荡海洋,往返海外国家做生意,也顺手牵羊当强盗。他长大成人之后混迹江湖,投奔在双屿的海盗头目许栋,不久当上管柜,坐了第二把交椅。许栋与李光头同倭寇、葡寇搭上关系,汪直似乎特别青睐倭人,很快叽里呱啦满嘴倭语,从此与倭寇关系也越来越深。朱纨带兵进剿双屿,他侥幸漏网,远遁日本五岛列岛,收编被打散的残部,招募日本的武士、浪人,重新集结大小船只,继续往来附近国家亦商亦盗的干活,很快形成规模,蜚声中日黑白两道,被人尊为“老船主”。

  日本一些岛主和武士集团看重汪直熟悉中国东南沿海情形,手中还握有不少直通官府的内线,无论海上走私贩私,还是去中国沿海登岸抢劫,都十分乐意与其携手合作。中国的濒海之盗与衣冠之盗则仰仗其有外国势力做依靠,里外通吃,也争着抢着前往归附。史书上说,汪直这块“香饽饽”,“真倭”、“假倭”无不愿意与之结为死党。“真倭”指的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假倭”指的是混迹倭寇队伍中的中国人。汪直领着这么一支杂牌军,有机会做生意便当商人,有机会抢掠便做强盗,左右逢源,手眼通天,财源广进,到了连日本天皇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的分上。他自己也因此敢拍着胸脯自称“徽王”,并传出“日本三十六岛皆听其指挥”的豪语。中国朝野上下因此视其为制造东南沿海动乱的祸根,从嘉靖皇帝到胡宗宪、俞大猷等剿倭官员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彼此在东南沿海较了多年的劲儿。

  如何给这么一个复杂人物盖棺定论?国内学术界大体分成两派:一派认定他是“汉奸加倭寇头目”,应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另一派则认为他是“海商领袖”,“反海禁的先驱”,应该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两派学者各抒己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谁也不肯服谁。这一争论还延伸到汪直的安徽老家,演变为一场立碑与砸碑的纠葛。那是2005年,有个日本人自愿拿出一笔钱,要在安徽歙县为汪直修建墓园,以表彰其沟通中日贸易的历史功绩,牢记这个象征两国“友谊长存”的历史人物。这年月正盛行“名人效应”,热衷捣鼓“名人经济”,当地政府很快有了“历史搭台,经济唱戏”的策划,要把这个墓园搞成一处新的旅游景点,让死鬼汪直为今日家乡挣钱。浙江丽水和南京有两名年轻大学教师闻讯大怒,今日中国,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居然还有人敢为大汉奸和大倭寇树碑立传,是可忍,孰不可忍!两人自费来到安徽,愤然将刚立起来的汪直墓碑砸了。这消息传播开来,社会上一时热评如潮,自然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当地政府一时左右为难,颇为尴尬。

  事实上,汪直既是海商,又是海盗,如前面所说有机会经商便经商,有机会抢劫便抢劫。对照一下欧洲的大航海运动,这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汪直一人独有的原罪。西方国家参与地理大发现者、往来海外做生意者,海商、海盗一身而两任是很寻常的事情,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概莫能外。至于那时的日本,该国历史学家井上清在《 日本历史 》一书中也直言不讳:“武士,浪人乃强盗本性。”这个东瀛岛国土地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本身就具有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世界大航海以来,日本自然跟着时代潮流走。井上清在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既是自由贸易的商人,又是海盗的倭寇,仍旧使用挂着八幡大菩萨的旗子,叫做八幡船的小船,不怕狂涛巨浪,不顾幕府的禁令和明朝的取缔而活动。”

  日本民间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人如此,由幕府出面进行的“朝贡贸易”或曰“勘合贸易”也如此。嘉靖二年( 1523年 ),日本国左京兆尹大内氏和右京兆尹细川氏同时派人来中国入贡。两拨贡使前脚跟后脚到了宁波,双方发生“争贡风波”,互相动手打了起来。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追杀细川氏的贡使宋素卿,从宁波到绍兴,一路烧杀抢掠,既劫钱财,也劫人口,并迫使被虏者亲属拿银子赎人,无赎银者便带回日本为奴。宁波驻军出面拦击,两名指挥官都死在宗设手下。还有一个名叫周良的日本贡使,因来中国入贡太勤,市舶官员责其违反“十年一贡”之约,连船带人带货物“礼送”出宁波,让其歇在附近的海岛上,坐等三年五载之后的贡期。周良担心货物受损,暗里托付宁波的“富商大姓”将其贡品送往市场发卖,不想换回的银钱被经手人黑吃黑,翻脸不认这笔账。周良一气之下,带领手下人操起倭刀登岸劫掠,让宁波“加倍奉还”,带着抢来的钱物回国向天皇陛下交差。

  认真想一想,亦商亦盗大概就是近代商品经济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一种乱象,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伴随假冒伪劣、缺斤短两、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甚至制造谋财害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蘑菇,等等。这种乱象对当时的明朝政府来说,既是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难得机遇。如果那时的当权者能够直面海洋,妥善处置,遏制非法经商,引导合法经商,孤立和打击威胁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内外盗寇,有可能将来自海上的危险转化为巨大的海上商机,大明朝必定出现另一番局面,中国此后的历史也许要重写。然而,大明皇帝们的封建脑瓜,缺乏处理这种亦商亦盗复杂现象的政治智慧和经济头脑。或者本性使然,压根就不愿意面对前途未卜的海洋,在内心深处断然拒绝同商品经济打交道。因此,一律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外交上与日本办过几次交涉无济于事,便雷厉风行“禁海”,一禁解百难。

  然而,大海是沿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岂能一禁了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海禁,其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禁了海商迫使人们都去非法经商,禁了海盗迫使人们都去为盗。那些依靠走私贩私或偷盗抢劫为生者,在中国沿海被官军撵得鸡飞狗跳无处容身,便远遁至一些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他们既要对抗官府稽查,防止别人前来打劫,还得寻找机会掠夺钱粮财物维持生计。眼看势单力薄,生活无来源,安全无保障,心里七上八下,时刻盼着有人收编。这便是汪直为何一呼百应声势越闹越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倭寇团伙中为何有时“假倭”多于“真倭”的奥秘所在。当然,“假倭”中还包括大量被皇室贵胄夺走土地,或不堪徭役、赋税重压主动放弃土地的无业游民,或已经落草为寇又被官军驱赶得走投无路的“山贼”。那是大明朝未能正确处理内乱的另一种危机,无需在此赘述。

  笔者前几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铁血军团战将戚继光 》,曾经接触过汪直及其海盗兼海商集团的一些史料。此人走私贩私当强盗有据可查,勾结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祸害众多无辜同胞,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万死之罪”,扣顶“汉奸”和“倭寇头目”的帽子并不为过。但他出身海商家庭,即使干了这么多不法营生,还一直惦着堂而皇之经营海洋贸易,也是不争的事实。汪直在日本五岛逐渐坐大之后,曾多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企图吸引大明朝廷的目光,甚至想着通过“戴罪立功”达到为朝廷接纳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海盗卢七在浙东沿海抢掠战船,直犯杭州附近一个富裕乡镇,劫走大量妇女财物,停船在杭州湾的马迹山港,打算远走高飞。汪直主动率船队奔袭,俘获海盗船13艘,斩杀盗寇千余,并将生擒活捉的贼首卢七和被解救的妇女送与巡抚衙门。此后,地方官府遇倭寇登岸抢劫,暗中请其出动人马协助清剿,也能欣然应命。这么一个人,顺势拉上一把,也许真的就能弃恶从善。但在朝廷官僚集团的眼里,“一朝为寇终身是贼”,不论他怎样往好里表现,照样发兵进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倭寇大举进犯江浙沿海,不但来了大批“真倭”,也来了大批与汪直有瓜葛的“假倭”,其中包括其干儿子汪滶和侄子汪汝贤。当时出任江浙总督的胡宗宪与之交过几次手,总是败多胜少。浙江巡抚阮鹗还被围困桐城,陷入需拿银子赎脑袋的尴尬境地。胡宗宪不得已派身边幕僚去日本招安汪直,事先还从牢狱中放出其老母、妻子,发还其老家被抄物资,营造招安氛围。汪直喜出望外,提出只要允许开展海上贸易,“吾亦欲归尔”。他还分析了日本那时的现状,老天皇已死,新天皇年幼,各岛互不相摄,正闹着内乱,几乎民穷财尽,到了崩溃边沿。只要大明朝廷答应继续与日本开展“厚往薄来”的勘合贸易,通关纳税,不失贡期,他愿派人逐岛“次第晓谕”,让那些岛主各为禁制,使倭寇不得再去中国跋扈逞凶,“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人还是很有一些见识,归顺之心也溢于言表。当时派出的使者也满口应承,使其疑虑尽消,幡然来归。

  汪直跟着胡宗宪的亲信从日本来到舟山岑港,一边做开市通商的准备,一边将干儿子汪滶招来面授剪灭倭寇的锦囊妙计。汪滶依计行事,先是暗中指点官军攻击进犯瓜洲、上海、慈溪的“真倭”,擒获了倭寇头目四助四郎等,迫使真倭残余逃遁海上。接着通过离间之计,分化陈东、徐海、麻叶几个海盗头目,让其互相猜疑,发生内讧。胡宗宪暗中调集兵马,在南运河中将其一网打尽,立即斩了捉拿归案的倭寇头目,也斩了表示愿意归降的海盗头目陈东、徐海、麻叶等人,连主动撤去桐城之围放还阮鹗者,也不能免死。汪直闻讯十分震惊,开始怀疑朝廷招安的诚意。当胡宗宪派汪滶带着朝廷奖赏的金银去舟山,请其“荣归故里”,他固守岑港不肯挪步。汪滶向干爹表示,胡总督还是有心成全干爹的归顺,朝廷论功行赏也很大方。汪直连连摇头说:“你何愚也!吾不在官府手中,他们当然会厚待你;吾若落到官府手中,阖门死期至矣!”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提出要一“贵官”来岑港做人质,以表明朝廷说话算话。胡宗宪将身边爱将夏正送来,汪直这才放心去了杭州。

  然胡宗宪尽管有心善待汪直,嘉靖皇帝却不肯答应,还急着要用他那颗贼头祭奠皇陵,向列祖列宗报告“东南倭患已除”的大好消息。那些过去与汪直有染的权豪势要也不肯答应,生怕留下这个活口会泄露他们以往种种见不得天日的勾当,请杀汪某的折子雪片一般飞进京师,话都说得冠冕堂皇。有个叫唐枢的刑部主事力挺胡宗宪,主张刀下留人。他在一封信中说出一番道理:“汪直自愿招喻岛倭,以夷制夷,立功报效,坐地方安堵东南赋税之场,复旧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胡宗宪想保汪直,也是目睹了这人在平倭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让他本人在抗倭总督的位置上坐得安稳些。但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太大,“通贼”的罪名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家头上。他惟恐招来满门抄斩的大祸,竟置爱将夏正生死于不顾,将汪直“就地正法”。汪直受刑时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果然,不幸被其言中,从此闽、浙、粤诸省倭乱不断,东南半壁江山又无宁日。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这个事件中,明朝政府容不下的,不只是汪直这样一个异类,还有他憧憬的海上贸易。而明朝政府失去的,也不只是泱泱大国绝对不可失去的信誉,“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还有扭转海上被动局面的一次绝好机会。在此后的倭乱中,中国不但停止了同日本的一切贸易,与琉球国的交往也受到严重影响,有琉球国派往大明天朝的贡使,居然在中途被倭寇掳掠而去,使得往来中国成为琉球人的畏途。日本商人在中国海域绝迹潜踪之后,一些敢于冒险的日本人,联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辟新的交通线,调转方向去海上其他地方谋发展。中国的商人也纷纷逃身海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落地生根。此时,来到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欧洲人,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在商品流通中大获中国高端产品之利。而中国自身的海上贸易却不断萎缩,原来设立的几个市舶司几乎门可罗雀。当西方国家海洋财富猛增,黄金、白银多到不得不贬值的时候,大明朝廷仍停留在凭升斗计量大米、小米给各级官员发俸禄。濒临海洋的中国撒手放弃海上主动权,又一次尝到了苦果,却远非最后一枚苦果。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上折子恳切陈词:“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谭纶在这里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堵死所有老鼠洞,有可能处处都成老鼠洞,道出了实行海禁的弊端。稍后,接替谭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也痛陈,“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呼吁朝廷开放海禁。朝廷扭扭捏捏,只允许在福建泉州的月港实行有限度的开放,还不许外地人参与,即使本地人也凭“船引”进行总量控制,欲开还禁。到了天启年间,荷兰人来中国叩关,朝廷立刻颁旨“以有红夷,遂严海禁”,堵死了刚打开的一丝门缝。

葡萄牙人和倭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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