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贸易摩擦下投资版图重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在贸易摩擦发生之前，支配投资版图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这个力量会朝哪个方向变化？

今天我们想从更为历史的视角去看中美和全球化的演变。需要回答的是，在贸易摩擦之前，全球化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这个力量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里不得不提到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大背景，是大萧条之后各国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侧刺激。当凯恩斯主义走到穷途末路时，经济活力开始下降，70年代末爆发了全球的滞涨危机，随后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典型的执行者就是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核心是减税、小政府、私有化和自由贸易。除此之外美国还采取了高利率和强美元政策以抗击滞涨，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加速恶化，而金融业从中获益。

90年代克林顿上台之后，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包括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推动中国入世，在金融领域监管废除了在大萧条之后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且通过移民改革引入无技能和高技能工人，使得美国经济日益呈现高收入人群和低技能无技能人群并存的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

战后到1970年，美国⾼收⼊家庭虽然收⼊与中等和低收⼊家庭有差距，但是增⻓速度趋同，共享⾼速发展红利。但从70年代开始，⾼收⼊家庭的收⼊继续⾼速增⻓，但是为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低技能或者无技能工人被抛弃，中等和低收⼊家庭增幅骤降，两者的裂口开始显现，通过这张图可以看的非常明显。

社会财富分布上呈现类似的格局。2010年以前，中产阶级拥有比前1%人群更多的财富。自1995年以来，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份额稳步下降，而前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份额稳步上升。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货币主义的方式，三轮轮QE催生资产泡沫，使得最富人群变得更加富有。目前这1%的人群拥有美国财富总量的近3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向全球兜售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例如华盛顿共识，核心是私有化、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低税率。即便在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就是理想的市场经济范式，但是有没有想过其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副产品是什么？现实显然给出了更为残酷的答案。

首先，低税率竞争下的贸易自由化会带来制造业离岸外包，大公司被分解为小公司。在自由贸易框架推动下，跨国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联合国数据显示，跨国公司的生产总值和总产量占全球的40%，承担着全球80%左右的国际贸易，控制了全球的80%左右的专利权、80％的世界工业研究、90％的专有生产技术，全球技术转移的70％、发展中国家贸易的90％、外国直接投资（FDI）都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资本效率提升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工资占GDP比重在减少，资本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下降 。这也是索罗斯比较早的预见全球化的问题：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人是难以自由流动的。

第二个是减税收缩财政，公共服务私有化。显然资本和富人在减税中获益更多。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结果是公共服务成本会上升，政府本应承担的社会安全网角色完全让渡给市场的结果就是医疗教育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难以负担，最终讲抑制社会流动。

第三个是金融自由化，除了带来金融配置效率的提升，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开启，实际上是打开了金融化的空间，为金融资本创造了巨大利益。减税给政府公共财政带来的巨大缺口最终也通过政府债务持续上升、金融化的方式来实现。过去30年，全球金融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是明显上升的。特别是汇率和利率的波动，为金融业创造了巨大的投机套利空间。金融衍生品从上个世纪以来不断膨胀，在08年金融危机达到最巅峰，场外衍生品规模达到了全球GDP十倍之巨。

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风潮下，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是金融资本、跨国公司、科技互联网企业。那么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面对右翼势力抬头的挑战，以及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新自由主义下的蛋也或将面临逆风飞扬。

西方的一些精英阶层其实也比较早的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受到政党政治的约束，并没有很好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甚至在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把其弊病推向极端。尽管中国一直以来并不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毫无疑问，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我们近几年在扶贫等维护社会公平领域倾注了很多努力，成效也是比较突出的。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特别是英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不同，中国今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市场化不充分，一些看似是市场化造成的困扰恰恰是半拉子市场化造成的。因此，中国要防止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更要立足于自身，通过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拥抱全球化来提升效率。

美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撕裂了美国：全球化的美国，是代表华尔街、跨国公司、和科技企业全球性利益的美国；本土化的美国，是唱出乡下人悲歌的铁锈地带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角力其实过去20多年来从未停止。1992年和1996年参与总统选举的Ross Perrot和Pat Buchanan，以及08年美国的茶党、占领华尔街等等。特朗普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照单全收了这两个政客当时提出的口号：反对自由贸易，反对美国出兵海外，要求盟友分摊其成本，反对美国政府忽视对日本和西欧的竞技挑战 。

从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民粹兴起，避险为上。民粹是一种破坏性的情绪宣泄，不能给出建设性答案，必然加剧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自从贸易摩擦有所恶化以来，典型的避险资产基本随着贸易谈判的进展出现阶段性的机会，包括黄金、日元、瑞郎。人民币汇率也是非常典型的贸易摩擦在金融资产上的直接映射。

另一个更为长期的深远变化在于，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全球化，带来的是生产国-消费国-资源国的全球分工模式，并相应的到金融上形成了生产国和资源国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的闭环。冲突迭起的贸易政策，会让新兴市场汇率承压，美元获取能力下降，这个闭环的金融流量会缩减。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新兴市场在减持美债，美债未来面临海外需求不足的风险，美元的流动性作为全球定价的基石，又对全球的风险溢价有决定性影响。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三句话，不完全是来自经济领域，更多是来自于政治学历史学的思考。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福山的这句话：人类越接近千禧年的终点，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经济计划越面临相似的危机，以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站在战斗圈内的竞争者也只剩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显然福山的预言已经落空。

沃勒斯坦：新自由主义会终结吗？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作用的终结、世界重返高度保护主义、各国重新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及重新采取更倾向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

索罗斯的判断还是比较有前瞻性：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右翼势力的崛起，而是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些醒，市场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

根据牛播坤在《巴伦》中国投资圆桌会六月期主旨发言整理

作者介绍：

牛播坤博士

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华创宏观经济研究团队专注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研究，前瞻把握经济长波，紧密跟踪政策变化，实地调研区域经济，做好大势研判，并多次获得新财富、水晶球奖项。